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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1（第4页）

是一个关键词。

根据哈特曼的理论，正如父权统治的家庭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原型一样，它也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潜在的经济独立性“问题”

的解决方式：“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职业隔离，是维持男人对女人的优越性的首要机制，因为它在劳动力市场上加剧了妇女劳动的低工资程度。

低工资使妇女继续依赖男人，因为男人们鼓励她们结婚。

已婚妇女必须为她们的丈夫从事家庭杂务。

而男人则既从高工资又从家务分工中受益。”

通过保持妇女的低工资，男人们既在家庭内部也在劳动市场上维持对妇女的优越性。

没有空洞的权力运作，男人的优越性延伸到一个非常广阔的机遇范围，包括较高的工资以及家务、生育和性的服务。

妇女必须结婚的经济压力不仅来自于父权统治的家庭结构——在此之中，女人作为一个女儿被设想为需要摆脱的不利条件，而且来自一种商品交换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一种不付酬的家务劳动。

由于在家庭中的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女儿们的价值在这种社会结构安排之中，是由她们的婚姻能力来决定的。

在此，婚姻本身是一种标准的经济交换形式（比如嫁妆）。

哈特曼等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既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量，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

利用马克思的概念框架，哈特曼表明了一种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性别烙印的分工是如何成为系统性压迫——它以异化为特征——的原型的。

正如在安娜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即使这种异化以一种与男人的异化非常不同的方式被妇女体验到，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一种分析表明，一种不批判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批判注定是不彻底的，而且是被深深地扭曲了的。

哈特曼说：“因为性别分工和男性统治都由来已久，要把它们消除是非常困难的，当性别分工存在的时候，要消灭男性统治是不可能的。

两者是如此不可摆脱地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结束男性统治而消灭性别分工本身是必须的。

解放妇女要求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次上的基本变革。”

这些“基本变革”

，正如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所列举的，包括恩格斯所说的在内；恩格斯说过，妇女的解放要求家务劳动和孩子照养的社会化，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完全自由的成员。

但是，这样一种建议疏忽了像安娜这样的妇女——她的家务劳动和孩子护养都要求工资——的解放，对她来说，工资很难说是一种解放。

因为这种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时代的隐性父权统治制度中占据着一个模糊的地位，如果她没有从其他人中被解放出来，就谈不上她从哪一个人中解放出来。

承认了妇女压迫的双重性，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附加一种将妇女从隐性父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革命。

四、种族与革命

在其论文《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理论化》中，罗斯·布鲁尔（RoseM.Brewer）论证说，女权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对妇女的双重压迫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向描述一幅更加完整的压迫图画。

它们中的大多数假定白种妇女或白种男人的体验是有普遍性的，所以认为这种对压迫的估价是可以普遍适用的。

罗斯论证说，即使当焦点聚集在劳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交叉点上时，它们首先将自己奉献给改革者的目标——将已经边缘化了的黑人男子重新编入劳动力市场，一种与资本主义以及隐性父权统治的目的不相一致的事业。

“最近的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

，在强调这种类型的分析的错误时，她说：“现在黑人生活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不是黑人男子们对工作的边缘化，而是黑人妇女劳动的社会变革。

进一步说，黑人妇女劳动的转变，与国家和经济的结构变化相联系，也与种族—性别分工的转换相联系。”

布鲁尔在这里讨论的首要的结构变化是劳动的全球化，劳动的全球化是如此普遍，以致由妇女或少数民族所提出的更高工资的要求，由于廉价劳动力的进口，被系统地破坏了。

罗斯表明了全球化是如何将黑人妇女的劳动产品的一些向上浮动的可能性消解于无形了。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潜在的劳动力库存”

，它随时准备被雇佣——这种雇佣大部分是不能支付家务劳动工资的——那么，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在家里和在大生产的市场力量中都会易于受到伤害。

当生产本身被全球化了时，潜在的劳动联营同样抹去了公民身份和民族界限的区别。

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的成员就是简单地承认，（由于经济强制）即使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中，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也提供不了什么特殊的劳动保护。

然而，正如布鲁尔所表明的，这种经济强制根据主流文化的利益迅速地被合理化了，以保证那些已经被污蔑为懒惰、愚蠢或所谓的需要管教者自己为他们的贫困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