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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1（第5页）

诸如“贫困文化”

之类的口号正在重新制造这样的信念：资本主义许可的是“机会”

，只有与种族相联系的懒惰才是说明不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的原因。

人们用不着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贫困文化”

的存在的信念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证据：在任何大城市的黑人社区中，广告板上为烟酒作的广告默默地站立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市场营销老套的见证。

这样的广告既不为维持全球性的联营提供任何东西，也无助于出售即使是最危险的产品给它的成员；唯一可以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动物机能”

的概念不仅仅是根基于性别差异，而且根基于种族差异。

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19世纪的宗教曾经起过的麻醉作用，现在可以由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酒类商店和麻醉剂市场来取代了。

酒精和麻醉剂都有助于压制通过一种外在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倾向。

特殊的证据是不相关的；结结巴巴地说话是异化的一个最好显示，也是公众沉醉的好证明。

对布鲁尔来说，重要的是，如果黑人穷人和劳动阶级的穷人被封锁在经济之外的现实被主流文化看作一种“贫困文化”

的反映，那么，一种更加真实的画面会承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经济压迫的重铸”

。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本身正经历着一种适应一个全球性市场的变化。

“动物机能”

这样的概念，如布鲁尔所表明的，需要以一个独立的批判性评价的方式，按照种族和性别被重新定义。

无论将诽谤堆到“贫困文化”

之上可能显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压迫的栽赃工具是多么有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回避这一事实：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有助于地区和国家界限之外的利润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文化中做黑人和女人，就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劳动地位，即是说，处于普遍地被隐性父权统治和资本主义体系——它现在仍然存在着，就像曾经被白人和男人控制一样——剥削的地位。

如布鲁尔所言，“是白人的精英力量——他们根据利润的获取和种族、性别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

给定了劳动的全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那些已经极易受到最悲惨的剥削的伤害的人的影响的证据，对于黑人和妇女的压迫持续到今天的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布鲁尔看来，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该变化“具有在这些包含广泛的结构变化的前后关系中将人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理论化的含义”

。

在这些关系中，有密切关系的不仅仅是劳动与性，还有劳动与种族：“黑人妇女的劳动例证了一种建立在种族的规范和价值之上的，也建立在根植于性别分工中的物质安排之上的工资劳动的分工。”

问题必须包括布鲁尔的观点对马克思的诸概念发生了什么影响的分析。

对种族和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交织的分析是怎样影响我们理解异化、类存在和实践的方式的？如果对斯坦的《好人安娜》的一种现象学的解读能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适用于一个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目的，那么，从对“种族的规范和价值”

所扮演的角色的解读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可能的洞见呢？从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种族压迫为将权利保持在白人精英手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革命到底又是为了解放谁呢？

五、性的被放逐者

一些包括艾莉森·贾格尔、贝尔·胡克斯和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Smith）等在内的性和种族研究的理论家，已经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对性的被放逐者的研究的计划。

在她的《革命在哪里》的论文中，史密斯论证说，在种族和性别之外，在对“压迫”

和“革命”

的理论化过程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另一种批判的结合点，即同性恋。

史密斯详细叙述了她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同性恋运动中的经验，史密斯写道，因为她“走出了黑人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最重要的——新出现的黑人女权主义运动的藩篱……我离开了与一切‘主义’相联系的假设的工作。

对任何被压迫的人来说，包括男女同性恋者，在这种体系之下要想获得自由是不可能的。

警察局的走狗、驱赶畜生的棍棒、救火用的皮管、贫穷、郊区的叛乱、维也纳的战争、暗杀、肯特州对妇女的不受压制的暴力、不切实际的自我牺牲以及我们的情感和身体所经验到的暴力，使得矛盾十分清楚了。

没有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需要这个既成秩序的任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