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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1（第6页）

这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白人权力至上、厌恶女人、资本主义、恐惧同性恋——使得我们的生活始于如此的艰难之中。”

史密斯论证说，那些最可能被剥夺权利的人——如果预先没有被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成员中排除——就是那些对他们来说革命变得最为迫切的人，即妇女、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以及其他被主流文化所“放逐者”

。

与布鲁尔一样，史密斯说明了，无产阶级不仅仅是由被异化的白人——通过在家庭中履行他们的动物机能，他们发现很少有闲暇——所组成，而且还由那些其社会地位使家庭的稳定性陷于险境的人所组成。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家”

是由男性的性欲和妇女对家务的操劳来定义的；在此意义上，家对那些并不认同异性恋者的价值和规范的人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

加上上述史密斯所述的现实危险——比如，潜在的被逐出家庭的毁灭性的后果——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她的主张——同性恋体现了对传统细胞式家庭的一个内在的激进批判——必然是建立于那些“性的被放逐者”

所遭遇的暴力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史密斯，“传统的细胞式家庭的政治功能已经限制了性欲的表达和它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妇女、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

，而且这种限制是按照有利于保持一种父权统治的家庭概念和一种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劳动本体论的原则来实施的——它保证了由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所赋予权利的那些富有的、被假定为正直的白人的持久特权。

“人权运动协会”

报告可以为上述观点作佐证。

报告说，在1999年12月发行的《走出去》（Out）杂志表明，当变性男人的年平均收入是24979美元时，女同性恋者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7497美元，而变性妇女的年平均收入只有9038美元。

女同性恋双方的收入与变性同性恋双方的收入相匹敌的原因（45166美元和47193美元），要根据以下事实来理解：即在变性同性恋情况中，统计上的可能性是，主要收入是由一个男性的家庭生计承担者赚取的；而在女同性恋的情况中，双方都可能赚取大约20000美元，这是一个由男同性恋者的平均家庭收入（58366美元）与变性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较而产生的结论。

与史密斯一样，变性理论家和作家范伯格（L.Feinberg）将由性而来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性别规范的强制性对保持异性主义者的权利结构是关键性的。

那么，拿什么来解释男同性恋者较高的收入呢？范伯格解释说，尽管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

而被赋予了权力，“资本家仍然利用许多传统的偏见，尤其是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划分和征服的政策”

；然而他们也提供了新的“蒙混过关”

的机会，即为了生存、为了逃避因为不遵从主流文化所认同的规范而被施加的暴力而伪装成变性者。

对性的“被放逐者”

来说，相对安全的道路——如果不是争取财富的话——就是“蒙混过关”

。

史密斯在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中重申了这一点，她说：“同性恋白种男人们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特权，加上他们的众多的人数——他们认同这种体系而不是不相信这种体系——已经使得现在的同性恋运动的政策与其他以身份认同为基础为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运动非常不同。”

比如，“木屋共和国”

这个绝大多数由白种男人组成的、财政上保守的同性恋组织，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拒绝资本主义企业的联合管理，其实质是与异性关系的对应组织一致的。

无论如何，即使更加有争议的政治目标也清楚地表明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是融入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体系。

“木屋共和国”

对影响妇女和少数人而不影响他们的保守的同伴的立法几乎没有任何的投票记录。

那些有争议的政治目标包括：结婚的权利，在申请健康保险和生命保险等福利时与同性恋同伴一起办理的权利，所得税返还的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当表达这些目标的语言是由典型的关于权利的语言构成时，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权利本身只有作为经济权利才有意义。

所有这些权利：结婚、保险和所得税返还都伴随着经济利益；权利，就是给那些已经从一个体系获益的人支付现金，它以许多其他彻底的同性恋公民为代价使作为白种的男性的他们受益。

人们可以反对说，如果没有结婚的权利，为这个体系支付现金就使得即使是那些白种同性恋男人也只能躲在厕所里面临性的压迫了。

这是真的。

但当被迫躲在厕所里的压力影响了一切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性欲颠倒者以及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变性者的生活时，那么，年收入58000美元的人就远比年收入45000美元甚至更少的人舒适了。

对于美元在道德上与被压迫的体验不相关的回答，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保持消费权力的文化中，这种美元无关论无疑是一种“错误意识”

。

如史密斯所指出的，“木屋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