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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1（第7页）

曾经因为这种错误而被指责过，而且，享受闲暇——用来思考一个人是否能够与其他人一样被压迫的可能性——是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奢侈。

“蒙混过关”

与富裕生活的其他配备一样，是一个可以购买的商品，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得到它，而多数人则没有那么幸运。

因“蒙混过关”

被抓住而遭受的严厉惩罚使得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了：“在17世纪末的英格兰，一个人因蒙混过关而遭受的惩罚，是给他套上枷锁，装在一辆打开的马车中，拖着游街。

直到1760年的法国，男女换装的同性恋者被活活烧死。

虽然有严厉的刑罚，整个欧洲妇女和男人一样常常蒙混过关。

蒙混过关在17和18世纪是如此普遍以致成了小说的主体。”

斯坦的《好人安娜》就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小说来阅读。

因为，当斯坦把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作为一种罗曼史来描写，因而使得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和她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不同时，不存在什么性违法行为。

相反，由于和传统习俗的一致，安娜和莱特曼夫人“蒙混过关”

了。

几乎是一幅对异性性关系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讽刺漫画：好人安娜依靠对她所服务的人的期待而生活。

然而，通过安娜对莱特曼夫人经济上的慷慨态度所表现出来的自律，使她“跨性”

了，因为她在性上的表现既不是妻子型的也不是丈夫型的，因而也是不能在单纯的狭窄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范围内得到估价的。

只有一种关于性别规范如何被强制遵循的分析才能提供更完整的说明。

如果布鲁尔、范伯格和史密斯是正确的，那么，一种对父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也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对各种由种族、性别、性别表达的方式和性取向等所发生的复杂作用的分析，没有一种革命是可能的。

史密斯论证说：“如果同性恋运动最终想获得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真正结果，而不是作为施舍品一类的东西，那么它必须考虑制作出一份多方位的革命议程表。

这不是为了政治的正确性，而是为了胜利。

正如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和战士安德鲁·罗尔德所声言的：‘主人的工具不会拆除主人房屋。

’对我来说，仅仅有同性恋的权利是不够的，我怀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否足够。

坦白地说，我现在想要得到的，是30年前我参加民权运动时所要争取的同样的东西和20年前我参加妇女运动时所要争取的东西；这些东西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比曾经可能梦想的更加鲜明生动，那就是‘自由’。”

史密斯所指的自由只是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展望中抛出的一块石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女权主义、种族歧视和同性恋的理论化表述所表明的是，对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压迫——它不能被简化为仅仅是经济压迫——的批判性评估的“联合起来”

的召唤注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一种为了既得利益者的革命不是革命；诸如“木屋共和国”

这样的改革者的议程表仍然安然地停留在对“主人的工具”

的占有上，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更加普遍的自由。

这些理论家所描述的革命所要求的，是一种比马克思所想象的远为激进的无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且还有支撑资本主义的异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的终结；一种运动——它的面孔反映它的成员们的各种肤色、性别和阶级。

（陈文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