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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2（第3页）

尽管马克思对人类解决由劳动剥削所造成的问题的技术能力也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至少已经意识到大生产给环境带来的一些可能的后果。

他评论了工资劳动和资源退化的关系，而且他承认“土地的肥力”

退化与企业主之间的竞争直接成正比。

如麦钱特所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生态方面的后果。

他论证说，资本主义农业，远比公有种植浪费和剥削土地。

土地的肥力退化了，因为市场的竞争性不能允许大农场主和田农引进额外的维持土地的肥力所需要的劳动和花费。

马克思评论说，资本主义农业‘在技艺上’进步了，它不仅劫掠劳动者，而且劫掠土地。”

如麦钱特所言，以“自然的死亡”

为代价，资本主义的“技艺”

创造了它的产品、政府、宗教和文化。

“资源”

的观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创造，因为它标志了：“资源”

的变形不是透露了人类良心的经纬线，而是直接的原始的可剥削性——通过它，其他形式的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成了可异化的使用对象。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上，“资源”

的观念暗示了即将到来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即人与作为自然的自身相异化。

由于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这种社会和环境关系的动力学，在当代社会生态学家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O’er）的著作中，已经受到相当的注意。

奥康纳说：“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活力根植于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消耗的大规模国外化。

通过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资本积累已经——不仅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社会正义的规范以及少数派的待遇等方面，而且还在环境方面——产生了更加严重的毁灭性后果。

经济和社会正义问题以及生态正义的问题已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严重地浮现了出来。

事情越来越清楚，经济和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事实上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对奥康纳来说，大生产必然伴随着这些后果是不足为奇的；压迫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因为它为资本家在什么东西构成一种资源和什么是不能被剥削的东西之间作出了唯一的价值区分。

很少有东西被纳入后者的范围中。

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各种复杂关系的批判性研究的工具，比如南美山村的一个婴儿药厂的建造，收入分配，母亲健康，一个非洲的“发展中”

民族的干旱，内战和地区战争，艾滋病和食物援助的分配之间的关系。

请考虑一下可饮用水的获得、出生率的可控制性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橡胶林开发的森林采伐之间的关系；或者，请考虑一下经济高压和种族偏见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部落会议的抉择中，他们同意选择一个地址存放一种放射性废物，而美国本土却要作为保留之物。

如果没有人做这种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种革命能够成功；与一种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的实践，对创造一种作为可认识的正义的预兆的革命理想，可以有重大的贡献。

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说全球规模的大生产的结果是人与非人的自然的死亡，那么，政治行为主义——它具体体现了一种活的实践——产生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劳动不仅可能使那些被认为是给定的东西发生退化，还可能使历史地发生的新东西退化。

无论这新东西是什么，一旦它出现以后，它就不能被复归为它出现时的原初条件；这些条件本身也面临着同样的物质和社会力量，也要发生变化。

这种进程永远不可能只是同一过程的重复；它们是历史（地发生）的，当人类把它们当作一种意识的反省来估价和记录这种进程的产品时，它们能够成为一种进步，而不仅仅是一种连续。

这种叙述（进程）给我们讲述的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之部分的物质性的自然是如何意识到它自己的利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