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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2（第2页）

——被设想为既是自律的也是与一个自我相联系的——的美好生活而感动打破了将世界的价值二分化的倾向。

正如女权主义哲学家们所表明的，辩证的进程不可能有这么整齐。

这种二元论的历史与促进“他人”

之间很少有什么关系。

二、环境和革命

如果我们比马克思本人更严肃地对待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会发现，实践可以被改造成为更加进步的革命理想的工具。

根据哈特曼、布鲁尔和史密斯的论述所设想的，革命的目标是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

这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老生常谈——创造性劳动与异化劳动一样陷入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

女权主义者柯克（G．Kirk）论证说，生态学女权主义者“需要理解和挑战环境破坏的根源：建立于高度军事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工业化国家的优越性、价值观念和生活标准已经不可持续了。

一个唯物主义的框架将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看作生态上不明智的投资的作孽者。

它让人看到跨越种族、阶级和民族界限的全球联系，并建立一个跨越这些不同界限的联盟。”

如果柯克是对的，环境破坏的根源等于是异化劳动，即资本主义经济。

如果挑战资本主义的目标是结束跨种族、阶级、民族、性别、性别认同和表达的一切压迫，那么，它的革命者必须发展出一个唯物主义的劳动概念——它能够说明它自己的环境含义，可持续发展或者别的情况。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任何一种指向结束压迫的革命都注定是对它自己的身体，即它的集体意志和环境——这是革命有效性的基础——的过早消耗。

因为，即使在“自我实现”

的人类中心论观点的狭窄范围之内，革命至少要获得那些对于实现自由来说本质相关的东西，即可耕种的土地、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

然而，如瓦达纳·西瓦（VandanaShiva）在《发展、生态和妇女》中所言，许多人仍然不能获得那些即使是最基本的商品，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发展中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进程（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有现代西方父权统治体系的清晰印记：当大量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这些进程而贫困化时，妇女要失去得更多。

为了税收的土地私有化尤其严酷地排挤妇女，侵蚀她们传统的土地使用权。

现金代替农作物的扩张破坏了粮食生产，当男人们迁徙走了或者被殖民者征用来进行强迫劳动时，妇女只能吃粗劣的食物，并照顾小孩、老人和弱者。

很少有例外，妇女们获得经济资源和收入以及被雇用的渠道已经恶化了，她们的工作的负担加重了，她们的相对的或绝对的财富、她们的食物和教育地位下降了。”

由于短见和父权体系，西方类型的“男性发展”

削弱了它自己的资源——在它的将大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引进第三世界各民族的要求中的环境和人两方面的资源。

这种劳动带着人和生态破坏的印记，因为类存在是自然的身体的呈现。

人类的福利不仅受到污染和环境资源侵蚀的影响，而且还在它与自己、与他者以及与地球的关系中被改变。

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还是辩证的，在劳动生产产品同时也生产环境变化的意义上，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历史的。

正如麦钱特所言，通过“语言和工具”

的使用，人类记录了人类行为的多种方式；这些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如西瓦所言，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

看看西瓦举的例子：“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部分地是一个创造真正的贫穷的例子，这种贫穷是由致力于消除文化地理解的贫穷的发展所造成的。

商业化的农业（由外国公司资助）将游牧部落从他们传统的牧场上赶走，导致这些游牧部落在贫瘠的高原地上为了生存而斗争，而这又引起了生态系统的恶化，导致牛群和游牧部落的饥荒。

在高原上，市场经济与生存的经济和自然的经济是相互冲突的。

这种新的贫困，已经不再是文化的相对贫困：它是绝对的贫困，威胁着高原上数百万人的生活。”

在此，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是环境变化能力的不可避免的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