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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审美辩护1（第7页）

或者说，那些从艺术中寻找摆脱人类困境方法的人们，“因生活的贫困而痛苦，他们需要借助艺术和知识以寻求安宁、休憩和自救”

。

尼采关于艺术对我们的意义的主张非常伟大，既然马克思希望为艺术在共产主义中提供一个重要的文化角色，那么他就应该与这种伟大相媲美。

如果是这样，马克思对于无利害的沉思的强调容易受到上述指控的攻击，被说成是希望在共产主义社会寻找“平静的海洋”

。

马克思坚信，更高形式的劳动将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面对共产主义中仍然存在的悲惨境遇，艺术将成为人类抵抗的中心，而马克思没能抓住这一点。

他承认“死亡是对人类的残酷胜利”

，但是他没有思考共产主义否定这一事实所需要的文化手段。

诚然，他不像尼采或萨特那类无神论者那样认为无神的世界有多么不幸。

没有哪个革命者认真研究过这一观念：人类状况从本质上说是悲惨的。

这样做等于承认改变世界是无意义的事情。

虚无主义有其反动的一面。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对商品形式的艺术表示反感，这就支持了如下观念，即认为艺术应该专注于对生存的与日俱增的欲望和渴求。

对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商品化的审美极大地降低了艺术增强生命的力量。

为了把它做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附属物，它耗尽了自己的这种生存功能。

艺术被降低到与其他所有物同样的水平和重要性。

它的两个主要功能是身份的象征和麻醉剂。

一方面对艺术品的拥有和使用就像对昂贵的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一样。

另一方面，它成为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分裂现象的一个表现，即休闲是被“买来”

的放松，是工作之余的缓解，而在工作中人们认为愉悦是可有可无的。

商品艺术的艺术功能被减弱了。

它不再能以使生存自身变得生机勃勃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因为文化工业的兴起，伟大的艺术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接近。

而由此产生的悖论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性质，艺术作品失去了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力。

艺术的存在由于被降低到大众商品的消费模式从而受到削弱。

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失去了它对我们的生存论的意义。

虽然艺术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近，与之相悖的却是它对我们的意味越来越少。

安娜·卡列尼娜命中注定并不比肥皂剧的主人公有更深的意义。

在叙述方式的大规模的重复使用中，仿冒品不断代替了真正的事物，以至于个体不再能够识别和感受差异。

马克思在攻击商品艺术之余提出了艺术意义的重建，这一要求描绘出一幅关于未来社会的可理解的蓝图。

马克思本人原可以将为什么作为人类劳动更高形式的艺术是人的本质需要这一课题表达得更为清晰，出于某种好的理由，这种做法也许并不合他的意。

这种做法同他事先筹划的实践哲学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当然如此这般的询问也许已经增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审美辩护了。

（陈蓓洁译）

[1]选自英文版《马克思主义研究》，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