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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 希腊的维度1（第9页）

术语，就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被使用的。

如大卫·布克胡斯特（DavidBakhurst）所说，马克思反对永恒道德原则的观念，他坚持认为，所有的规范法则都是由特定共同体创造与保持的。

布克胡斯特在捍卫马克思的道德观念的一致性时更进了一步。

他认为马克思承认，道德的问题通常可以在我们实践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基础上得到解答，而进行道德判断是一种源于社会化并随社会交往活动发展的知觉能力。

这种观点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有信心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普遍主义的虚伪，却不需要提出另一种类似的普遍主义。

自由社会的道德是由那个自由社会自己决定的。

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创造力这一人的本质的完全实现的表现。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它使伦理规范重新成为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并使马克思所向往的雅典民主式的伦理精神的出现成为可能。

三、没有最终目标的政治

说白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抗拒地产生一场趋向于社会主义的运动，而马克思高估了这种趋向的程度。

对那些仍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唯一能使人类走向繁荣昌盛的体制的人来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它使人类走向邪恶，使人性走向毁灭。

我认为当马克思这么做时，他并未诉诸传统的道德主义，但我不同意杰拉斯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最终目标。

杰拉斯承认，不用道德化的批评，马克思仍能对资本主义作出有力的科学的分析，但他坚持认为，这并不能为包含在马克思对道德论证的敌视中的“不足作出辩解或补偿”

。

他从《法兰西内战》中引用了下面这段话作为马克思的不良做法的例证：“工人阶级知道，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解放以及现有社会被其经济动力所趋向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历漫长的斗争，必须经历一系列改变环境与人的历史进程。

他们没有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除了解放那些旧有的衰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

杰拉斯抱怨说，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否认了最终目标的有效性，只留下“内在运动与上述的解放”

。

然而把“更高社会形式的因素”

解放出来的过程，暗示着多种选择和大规模的转变，在此处它被当作唯一可实现的最终目标；换句话说，解放新社会的因素就是一个最终目标。

事实上，在初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说是把生产的社会形式从“奴隶制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

上述文字写于那种足以震慑除最勇敢者之外的人退出政治斗争的灾难性暴行之后，马克思想要向那些受压迫者保证，他们并非只能依靠虔诚的希望，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并非无所不能。

在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的结尾处，马克思写道，“工人阶级会将这些烈士铭记在心”

，在这里马克思以一个共同的主题为前提，这个共同主题是由共同记忆激起的，它含有道德意义。

“那些扼杀”

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们”

将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

马克思很清楚，追求最终目标对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对残酷无情的压迫的强烈仇恨会驱使人们行动。

然而，他也建议，要分析在既定条件下和环境中什么是可以达至的，并用分析的结果来指导行动。

他这么做当然是正确的。

（王鹏译）

[1]选自英文版《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