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无限 从无限概念到资本概念1（第3页）

在涉及那些已经疏远的时代，比如中世纪以后的欧洲以及体现在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和经验的中断的时候，黑格尔正是以某些方式来看待这种疏远，而这些方式正预示了马克思集中研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法。

他根据那种表现了恶的无限性之不协调的概念世界来表达异化。

比如，在近代早期，国家权力和财富被看作是这个时期那些专制国家的最重要的方面，而人类的全部努力都被纳入到了一个无限的活动序列中，这些活动实际上彼此说明，并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批判以戒备这件事情的虚无性。

又比如，在对启蒙的真理的讨论中，黑格尔把启蒙思想的纯粹洞见的驱动力确定在效用上，确定在了效用和利用的概念上，正是这两个概念设定了“自在存在的……先后更替”

。

效用和利用的概念因此将有限的对象和富于洞见的判断的无限的过程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这些对象只有在一个无休止的解释过程中才能被重新发现，而这个解释过程对思想所具备的无限性质毫无反思。

“并且认为这种关于有限事物亦即关于真实东西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

《逻辑学》所具有的思想特点的逻辑，比如说设立了善和恶的无限进展的过程，同样地指示着《法哲学》。

当黑格尔逗留在他于《历史哲学讲演录》所表达的历史发展中的时候，和我们对马克思的《大纲》进行讨论一样，对《法哲学》的讨论也同时出现了，在这些讨论中并不把那些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和最简单的范畴看作是自足的。

他们力图创造那些更加综合性的和自洽的范畴。

《法哲学》中最为基本的概念是意志概念，人们总把它和自由联系在一起。

最简单的自由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无限的，是和它自身概念相对应的逻辑范畴。

意志对任何特殊确定性的无限抽象的能力正好证明了意志的纯粹自由。

但这种意志的无限的潜能是抽象的，并且只能引起那种具有无穷欲望的坏的无限性，在这种欲望中，意志的形式永远处于特殊的内容之外。

《法哲学》中那些讨论的辩证动力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自我的无限的自我确定的权力并不与某个表达了这种无限性的具体的社会世界重合。

在黑格尔看来，最终的答案在于那由家庭生活、一系列市民社会的“私人”

活动以及国家的所有政治法律所组成的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世界的发展。

任何忽视了围绕着社会和政治观点的立场在黑格尔看来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他认为意志的普遍性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有所表达。

比如说，财产和契约的制度只有从它们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时候，才是可行的，而这又正好解释了它们在逻辑上的出现。

马克思在他的《大纲》中表现出他非常了解黑格尔在财产关系方面的逻辑体系。

二、马克思，概念的发展和无限

从1953年马克思的《大纲》被发现起，这部著作就由于其明显地乞灵于黑格尔及黑格尔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分析方式而显得十分著名。

关于这个问题比较著名的讨论可以参考尤西达（Uchida）所著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

尤西达十分正确地发现了《大纲》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依赖。

然而他的工作由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整个工作方式的认识不足而遭遇到了困难，黑格尔和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概念解释的工作的。

尤西达的主要结论是，《大纲》关于货币和资本的许多章节都模仿了《逻辑学》中关于存在和本质的那些章节。

这个解释十分地简洁明了，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有失偏颇，尤其是对这两部著作中的整体的和一般的辩证形式而言更是如此。

无限概念在善与恶中的变换有助于解释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发展的动力。

正像对于黑格尔而言，有限存在物的恶的无限，或者说功利主义、功利计算并不意味着范畴的无限自我关联和自我生产的性质，因此，货币和资本从不同的方面把社会现实的诸方面还原成外部的和它们自身的流通节奏。

再者，正像对于黑格尔而言，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哲学意识意味着一个能够完全解释自身性质的善的无限性的目的，因此，资本就其能够再生产自身的条件以及能够控制生产的所有方面而言，近乎达到了自我中介、自我生产的真正的无限性。

此外，在马克思的《大纲》对货币和资本所做的表面的讨论下面存在着关于社会劳动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组织概念，而这正好和真正的无限性的要求相对应。

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正是这些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理智上和方法上对黑格尔所欠下的债务。

正如史密斯在其《辩证社会理论及其批判》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正力图建立一种方法上的步骤，而这正来自黑格尔，同时他也允许将经济现象系统地概念化。

这个步骤让马克思有机会自觉地利用黑格尔的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概念来发展他后来的理论。

马克思看到，社会现实并不是由那些各不相干的事物所组成的，而是一个关系世界，正如奥尔曼（Ollman）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是辩证理论实践的基础。

对马克思来说，现实关系性质的基础在它的社会性质中，他把这社会性质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在《大纲》中，马克思引用了一个观点来反对私人语言，从而更加确认了现实的概念性的社会关系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