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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历史学1（第2页）

不过，你无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对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完整的综合研究，甚至《资本论》也不能说是一部“1867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史”

。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还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要阐释马克思的微言大义，还要去做那些马克思所未做的事？其因有三：首先，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完成他的学术巨著时面临许多巨大的困难。

其次，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框架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已建立起来，但直到离别人世，马克思的思想一直在发展。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在他那些成熟的著作中，马克思有意把历史次序颠倒过来研究，把发达资本主义作为研究的起点，“人体”

解剖成了“猿体”

解剖的钥匙。

这当然不是一种反历史的程序。

它说明绝对不能就过去来解释过去：这不仅因为过去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因为单单就历史过程而言，就有助于我们分析、了解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发生在过去的事件。

前两个是次要原因，第三个为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劳动的概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中心词汇。

在资本主义以前——或者如马克思更为具体指出的，在亚当·斯密以前——与特殊的劳动种类（且它们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也是无可比拟的）不同的一般劳动的概念尚未出现。

但如果我们要在全球长远的意义上，去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类渐进性的、更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那么，一般的社会劳动概念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因为马克思没有说明他基于未来历史发展的分析，是否无法让思想家们按照其他重要的分析概念来重新解释人类历史时得出相似的结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仍存在着可争议之处。

其他思想家能否得出类似的结论，这是分析中的潜在空白，尽管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对未来发展的假设，至少对人类历史某些关键部分的假设，没有背离马克思劳动分析的主题。

我的观点并非是对马克思进行质疑，只是想简单地说明，他的研究方法必须把那些与其主旨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大部分内容——如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方方面面——剔除出去。

这些都留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恩格斯也确实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尽管他更感兴趣的内容是“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

所以，马克思对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综合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他所勾画或暗示出的、人类历史由原始地方自治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形态，一个是他对与过去的特殊方面、特殊时期和特殊问题相关的事物的具体研究。

尽管后者影响广泛并且依然具有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效果，但我不想对此多加置评。

《资本论》的第一卷有三到四处很偶然地提到过新教，但人们有关普通宗教、特殊的新教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争论却是源于这些不经意的论述。

同时，《资本论》有个注脚，把笛卡儿的观点（动物就是机器、现实与思辨对立、哲学是主宰自然以及完善人生的一种手段）与“生产时期”

结合起来，对笛卡儿进行评论，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早期经济学家都愿意把霍布斯和培根作为他们的先哲，而后期经济学家则把洛克看作他们的先哲呢？（达德利·诺思相信笛卡儿的方法是“使政治经济学在货币、商业等方面摆脱了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

[2]。

）19世纪90年代，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这一点作为马克思非凡创见的典型例子了，即使在今天，它也可为研究班提供至少一个学期的研习资料。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无须向人们证明马克思的天才以及他广博的知识和学术兴趣；人们应该意识到马克思大部分研究过去具体方面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反映着他那个时代所能够利用的历史知识。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仍值得更详尽地讨论，因为它今天不仅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或是批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有争论。

在几代人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少受到质疑的部分，它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概念，基本上是针对“观念、思想、概念产生、决定并统治着人类、人类的物质条件及现实生活”

的信条的。

自1846年以来，这一概念基本没变。

我们可以用以不同形式反复述及的一句话加以归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3]《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述：“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

[4]我们顺便还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的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