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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经济法的实施（第5页）

11.论经济司法的现状、问题及解决方法。

延伸阅读

美国反垄断立法的内容和形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它帮助我们了解反垄断理论和反垄断法实施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将来会如何发展，其中有10点值得借鉴。

1.国会在立法中粗泛地规定出关键的反垄断内容

《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均没有清晰界定关键的操作性术语如“贸易限制”

、“垄断”

及“不公平竞争手段”

等。

相反，它们允许根据对具体商业行为的目的和效果的现实理解而进行阶段性的再定义。

相较于那些详细而具体的立法模式，这种框架性立法的开放性赋予了反垄断制度一种内在的灵活性和演进性。

2.法官的核心解释角色

在《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里，国会把如何解释法律禁止范围这一关键性权力交给了联邦法院。

规制经济的联邦法律中，没有其他法律给予法院可以与此相比的自由裁量权——通过解释立法目的来决定诉讼结果。

在SugarIedStates（1936年）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了在反垄断法下司法权力的宽度：“我们说过，《谢尔曼法》如同一部自由宪章，具有可与宪法条款相比的概括性和适应性。

它不作细致入微的规定。”

我们在第一章有所讨论，国会不愿让《谢尔曼法》停留在立法当时的普通法竞争政策理念基础之上，真正希望的是法院在漫长的时间中用普通法的方法去执行法律。

因此，这种框架式的立法措辞考虑到了理念的历史演进，而法院应该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推进器。

3.分散的起诉权

起诉反垄断违法行为的权力很不集中，联邦法律制度中没有其他更加分散的起诉权。

虽然不同的控诉机关拥有的起诉范围不尽相同，反垄断法总体上把诉讼资格交给了两个联邦机构（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不同的其他“人”

。

“人”

这个词被法院解释为州政府、私人公司和个人。

没有人阻止任何人跨进法院的大门，也没有人预设什么样的观点才能用以支持反垄断诉求。

分散的起诉权意味着在一个地方被拒绝接受的理论还能被其他人拿到法院，力图让法官采纳。

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州政府都要定期提起它们自己的反垄断诉讼，辅以其他手段，来弥补它们认为联邦机构在反垄断执法中的不足。

4.行政程序的实质性作用

在塑造控制商业行为的竞争理论之轮廓方面，虽然联邦法院占有核心地位，但法院判决并非商业管理人的唯一指南。

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案件诉至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情形。

反垄断法律允许通过解读联邦法院诉讼以外结果的其他手段来主张对政策的理解，其中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行政裁决、调查报告、演讲、诉前协商及和解。

另有公共执法机关用以宣示自己行使起诉方法的指南之发布。

在公司合并的反垄断控制方面，行政指南、演讲和诉讼前和解协议等，对于商业管理者在计划和执行交易的政策性指导作用中已经等同于法院的判决。

5.刑事归责与民事归责之间的紧张关系

1890年，国会授权司法部通过刑事归责和民事归责的方法来追究《谢尔曼法》所列的违法行为。

这样的授权使得司法部面临着把什么样的贸易限制定性为刑事违法的重要任务。

有效使用刑事归责之权力需要最终使法官确信，被指控违法行为的性质足够恶劣，所以需要科以刑事责任。

这方面的考虑促使法院把某些违法行为定性为本身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