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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经济法的实施（第6页）

也就是说，某种违法行为具有固有的危险性，只要能证明该行为曾经发生就足以认定责任。

如果某种行为因其几乎没有任何维护竞争上的正面效应而被广泛地认为非法，法官和陪审团就倾向于追究该种明确表示的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6.目标的选择

法官们在行使反垄断法赋予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首先确定用于指导分析方法的标准。

关于这一点，博克（Bork）法官曾有过影响深远的论述：“在肯定地回答一个问题之前，反垄断政策不可能具有理性——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其他的一切均有赖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指引法官的是一个价值目标还是多个价值目标？如果是多个，诸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法官如何做出判决？只有目标问题得到了解决，实体法条才可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博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谢尔曼法》和其他反垄断法的立法历史告诉我们，其最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提高分配效率从而促进消费者福利。

该论述引起了关于反垄断法目标的激烈讨论。

许多评论者反对博克的观点，并且提出了其他的目标组合。

作为一个群体，博克的批评者们指出，国会构思反垄断制度时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分配效率。

虽然博克法官所提出的分配效率目标论值得质疑，但是它显然为联邦法院提供了操作上的简便。

即使最高法院不愿解决目标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间范围内，效率价值目标可能将长期占据至高地位。

原因更可能在于法院对全球经济状况的认识，而不是立法当时的原始目的或行政能力方面的问题。

7.反垄断制度对新观念的开放性

正如所述，国会提供的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反垄断争议处理机制。

13个上诉法院，94个地区法院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分摊了目标宽泛的《谢尔曼法》解释权和反垄断案件的审判权。

分散的处理权使得诉讼当事人很容易将倾向性理论注入反垄断制度。

反垄断制度的开放性持久地影响着反垄断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发展方向。

裁判过程的开放性意味着今天被称做正统的思想每隔一个阶段就会受到新理论的挑战，然后新的理论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8.与其他经济管理制度和经济组织理论共存

自1890年以来，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反垄断政策的调整一直依赖于国家在竞争价值和其他相对的经济组织制度之间的权衡。

反垄断法共存于许多其他法律和政策，这些其他的法律和政策要么强调对经济行为的干预，要么概括地赦免各种产业予竞争法的使用。

反垄断经济政策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大幅度变化，这是三种力量的博弈结果。

力量之一就是对政企合作或策划行为的前瞻性构想。

这种构想力迫切要求允许竞争者在公共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生产或产品开发方面的合作。

作用于反垄断的第二股力量是企业借助政府对竞争对手的打压。

政府经常被私人经济主体影响，政府力量被用作遏制产业竞争的手段。

第三种限制力来自关于反垄断制度是否有能力辨别那些促进竞争行为和阻碍竞争行为的各种评论以及各种关于反垄断最终还是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警告。

9.与其他国家的反垄断制度并存

要想精通反垄断法就得学习数个国家的法律，过去的20年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反垄断立法的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超过45个转型经济体颁布了反垄断法。

今天，至少有60个国家的竞争法规定了一定形式的合并前申报制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国之间各种不同的执法程序、不同目的和主旨的反垄断制度已经显示出张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反垄断法针对涉及外国公司的合并倾向于规定适用域外效力，这就意味着例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单个国家执法机关不必决定一个具体的合并交易是否可以接受。

10.寻求均衡态势

国内、国外多个执法主体的出现使得任何单一执法主体都越来越难以单独驾驭反垄断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各州总检察长共同拥有公共执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