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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金融法（第3页）

但事实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同样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信合作、信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中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这对中国现行分业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后危机时代，中国密切关注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向，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结合本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关的改革措施。

首先，危机跨境传导现象凸显全球性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为此，中国积极推进国际监管合作，参与制定和严格遵守全球共同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

金融危机后，中国分别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委员会，成为其正式成员，全面参与该组织框架下的金融监管政策对话；中国银监会还引入巴塞尔委员会改革建议中的新监管指标，并在其基础上积极推进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项监管工具的改革；中国银监会还发布新的银行业监管标准，进一步推动“巴塞尔Ⅱ”

、“巴塞尔Ⅲ”

的同步实施。

其次，系统性风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系统重要性风险是指由金融体系整体或部分损害引起的，对实体经济具有潜在的严重消极影响的金融服务扰乱和破坏风险。

在2012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时提到，要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行业要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

证券业要完善市场制度，强化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险业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

此外，中国还从机构改革的角度出发，考虑并讨论了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之上设立更高级别的跨部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以更好地监管和协调国内现有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部门，应对综合监管、系统性风险监管等诸多问题。

再次，加强投资者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趋势。

为顺应这种趋势，中国已决定在金融监管机构系统“一行三会”

统一增设新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中国保监会增设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中国证监会增设的投资者保护局已相继挂牌成立。

这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具体举措之一。

最后，为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建立金融监管机构。

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监管，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监管部门之间已经实现部分信息联动，相互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网络，实现数据和相关信息的查询，确保第一时间有效地实现相互联动。

[2]

[1]史际春：《经济法》，2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王来华、李乃燕：《中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载《海南金融》，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