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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发展阶段（第22页）

“五四”

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是明清以后的中国近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反对封建的“天理”

、重视人欲和个性，反对天人合一、重视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反对专事人伦道德之研究、重视发扬自然科学思想的概括与总结。

“五四”

运动把中国近代哲学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4.未来中国哲学之展望

“五四”

运动以后至今，我们为科学和民主、为伸张人的主体性所走的道路实在太曲折、太缓慢了。

“五四”

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窒息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也摧残了哲学。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

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历史中的一次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

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我们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前进步伐都大大地被推迟了。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甚至连主体性这个术语都只字不提，直到“**”

后80年代初，哲学界才明确提出主体性问题。

尽管在讨论中出现了许多关于主体性概念的混乱与误解，但毕竟能公开明确地以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

概念为主题来加以讨论，这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哲学家召唤西方主体性的又一次发动和继续。

我们在20世纪刚刚结束的今天，一方面感到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原则和主—客关系式，我们却直到今天才明确提出，未免显得太晚；一方面又感到，今天能公开、明确、直接地提出和讨论主体性问题，毕竟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最后胜利和成果。

这个胜利成果显然还是极其初步的。

我想，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继续发展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伸张主体性哲学，这条道路是发展科学、发扬民主的必然。

那种想以提倡中国传统的“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

来“拯救危机”

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它缺乏科学，使人受制于自然；缺乏民主，使人受制于封建统治者。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正当我们为民主与科学而不断努力奋斗之际，正当我们不断呼唤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主—客关系式之际，国际上对民主与科学以及主体性精神却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主体性精神也好，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使欧洲人在民主与科学方面都创建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来，人文主义却越来越走入歧途：对人的过高估计把人变成了极端自负的、无所不能的神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便是一例。

这样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达到绝对完善的地步，自然不再像文艺复兴之初那样是受尊重之物，而仅仅是供人奴役、宰制的工具，此外就没有任何价值。

人文主义变成了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自然疏离着人、威胁着人。

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已是众所周知的。

正如一些当代西方思想界人士所慨叹的那样：西方人已从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统治下获得了自由（民主），却又堕入了物统治人的不自由；科学给西方人以驾驭自然的能力，却又可能是摧毁人自身的力量。

许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已经不断地指出了这种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走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的危害，并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

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指责那种把主体、自我夸大到疏离自然和君临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

。

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在根本上没有主客之分、主奴之分，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万物一体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西方的问题出在颠倒了两者的位置。

我们决不能亦步亦趋地按西方的步伐，先花几百年的时间补完主—客关系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课，等它的流弊完全暴露之后，再走西方现当代“后主体性的”

哲学之路。

我们应当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合理处，即万物一体的高远的境界，避免其不重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也包括发掘和阐发中国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两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