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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重整信息披露的主管机构（第3页）

在选任管理人和监督人时，证交委也会提供意见。

在占有中的债务人不能适当地管理公司资产，但管理人的任命又过于严苛的情况下，证交委也会提请任命公司监督人（onitor），如世通案件中采用的就是此种做法。

4.防止欺诈投资者和破产欺诈

在因欺诈投资者而被诉或者正在接受调查的案件中，由于证交委拥有对破产法自动中止程序的豁免权，所以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根据第1141（d）（6）条，证交委的罚金和对非法所得的追缴在破产中是不能被免责的债务，罚金和追缴非法所得用以建立欺诈受害者赔付基金。

有些情况下，这将直接影响到债务人是否能够重整。

对于意图通过破产来逃避其债权人和证交委追查的案件，证交委有权通过申请法院驳回其破产申请或者将其案件转换为清算程序，或者任命管理人和监督人（examiner）。

对于破产程序中不正确的免责和例外，证交委也有权提出异议，从而帮助管理人和监督人最大化破产财产。

（三）中国的选择

美国在上市公司重整信息披露制度中，以法院主导的信息披露框架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因双重披露和按照正常经营的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进行信息披露所导致的成本增加，对债务人成本的减少将从根本上有利于债权人利益。

那么，这种模式是否能够直接适用于中国呢？

从理论上，进入重整后的上市公司不仅涉及股东利益，也涉及包括债权人利益在内的广大的重整利益相关者利益，此时，由中立的法院来主导重整信息的披露，较之于由旨在关注证券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的证券监管部门，确实在逻辑上更为合适。

然而，应当认识到的是，美国的破产法院主导的重整信息披露系统有其一系列配合的相关条件。

首先，破产法院对重整信息披露的是否“充分”

可以开庭听证，而且对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可以提出上诉，这就引入了法院内部的监控体制。

其次，在破产法院之外，美国建立了对破产案件的行政管理系统——联邦托管人系统，联邦托管人对破产案件信息的报告要求也能够起到对法院的监控作用。

最后，尽管在现行的破产法框架下，证交委已经没有就重整信息披露的充分与否提起上诉的权利，然而，证交委仍然可以在法院审查阶段对披露文件的完整性提出专业意见。

这些都是司法主导的美国上市公司重整信息披露系统顺利运行的原因。

反观中国，由于破产法缺少对于上市公司重整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完整的法律规则要求，法院对于相关信息的审查实际上只限于破产法规定的重整计划的内容，而且形式审查大于实质审查。

对于这种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当事人也无权提起上诉。

同时，相对于维护全国性证券市场投资者利益的证监会，重整案件的管辖法院似乎更易于陷入地方保护的泥沼，从而忽视对重整利益相关者的公平保护。

直接的构建以法院为主导的重整信息披露制度会在实践中遭到困难。

因此，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在上市公司的重整信息披露方面，以证监会为主制定信息披露的指导原则，法院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对利益相关者的披露要求。

但证监会制定信息披露规则时，应考虑到重整上市公司在发布定期报告，以及涉及公司增加或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回购本公司股份、豁免要约收购等事项时，与正常经营公司之间的差别，从而建构新的披露原则。

在披露原则重新设计的基础上，对债务人是否遵循披露原则的审查权应归属于破产案件的受理法院，证监会如认为债务人在披露中存在问题，可以向受理法院提出意见，如果受理法院不接受该意见，应赋予证监会向最高人民法院的诉权，以维护在全国范围内证券监管和上市公司重整信息披露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