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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权的第三人效力（第4页）

在德国法学界还产生了另外一种主流观点，即间接效力说。

间接效力说的创立者杜立希认为直接效力说为私人增加了不必要的额外义务而且侵犯了私人自治（Privatautonomie）等私法体系的基本价值。

[19]依照间接效力说，虽然基本权利对私法具有第三人效力，但基本权利的价值准则只能在有“突破口”

（Einbruchstelle）的私法条款那里才可以且必须发挥“辐射效力”

（Ausstrahlungswirkung）。

这里所说的“突破口”

主要指那些具有价值满足能力和价值满足必要而需要进行解释的“概括条款”

（Generalklausel）。

[20]间接效力说认为基本权利只有以私法的相关条文作为媒介才可能在私法领域发挥效力，其根本目的是要找到宪法与私法的一种平衡。

按照间接效力说的观点，首先是国家，尤其是立法权和司法权要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

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考虑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和价值评判。

如果由于法律规定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多变性及复杂性等原因产生了立法困难，从而使立法者只能使用存在一定解释余地的“概括条款”

或“不确定概念”

[21]时，对相关条款的解释权就交给了司法机关。

司法解释当然是有一定原则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进行利益权衡时要把基本权利适度考虑进去，否则法院就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违反了宪法。

间接效力说在当今的德国法学界已经成为绝对主流的观点，在瑞士几乎成为了通说。

3.司法机关的观点

第一个关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较为重大的联邦法院司法审判是1957年的一个劳动法方面的案例。

在此案例中，被告是德国某医院，原告是位在私人医院工作的年轻女士。

起初，原告想在医院进行护士职业的培训。

她与医院签订的劳动与培训合同中注明，若这位女士结婚，院方有权结束双方的劳动与培训关系。

原告在任职时表示接受此项义务。

其后原告结婚，院方由于合同中的这项约定解除了双方的契约关系。

原告随后起诉请求确认此项约定无效。

她认为院方做法侵害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保障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第1条第1款对人的尊严的保护以及第2条第1款中的人格自由施展权。

联邦劳动法院判决认为合同中的这项单身条款规定侵害了公民的上述基本权利，所以声明此条款无效。

这个判决在德国宪法史上非常著名，在当时引起了法学界的轰动。

轰动效应的产生并不是源于判决结果，而是源于法院判决的理由。

联邦劳动法院是按照基本权利第三人的直接效力理论进行判决的。

联邦劳动法院认为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是从基本权利的作用和意义的转化和变迁中得出的，因此私法中的契约也必须遵循基本权利的价值原则。

[22]

联邦宪法法院起初始终没有在审判中明确阐明其观点，甚至经常回避直接效力说与间接效力说的争执。

虽然联邦宪法法院在成立后不久的判决中多次声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建立在最高的宪法基本价值即基本权利之上，[23]“这个基本秩序和价值体系不能放弃”

[24]且魏玛时期的基本权利特点应该在现代得到发展，[25]但是这些判决中却从未具体说明宪法的这些最高价值与私法的规定是怎样一种关系，也没有说明这些宪法价值判断能否延伸至私法领域，更没有直接阐明基本权利应以何种方式作用并影响于私法。

德国理论界就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展开了多年的争论，直至1950年的吕特案（Lueth-Urteil）[26]联邦宪法法院才第一次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