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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权的第三人效力（第5页）

这个案件涉及的是民法中的侵权行为（UeHandlung）。

案情如下。

在德国汉堡市举行的一次电影节上，一家私人报刊俱乐部主席埃利希·吕特在对电影制片商和发行商的讲话中呼吁对电影《永恒情侣》进行抵制，原因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曾经在希特勒时期导演过反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反映纳粹意识形态的电影。

该影片代理商向法院提出“不作为”

之诉，其主要理由和法律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给他人带来损害者有赔偿此损失的义务）。

汉堡法院支持原告之意见，认为被告明知法院已洗刷该影片导演在纳粹时的恶名，却故意要对此影片进行抵制，属于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所以必须停止对该影片的抵制行为。

高级法院也驳回了被告的上诉，吕特因而提起宪法诉愿，认为法院判决侵害了德国基本法第5条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

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初宣判诉愿人胜诉，撤销了汉堡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判决，理由就是此判决没有考虑到吕特的言论自由权。

判决中还明确表示，基本权利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很明显是公民个体对抗国家侵犯的保护权，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基本法并非要建立价值中立的秩序……而是要在其基本权利部分建立一个客观价值秩序，正是在这里面反映出了宪法对基本权利适用效力原则上要加强的意愿……这个价值体系的核心在于社会共同体中人格自由施展以及人的尊严，所以它必须作为宪法的基本决定适用于法律的任何领域。

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必须从中找到标准和启发，私法当然也要受其影响，不能有私法的规定与其矛盾，任何私法规范都应依照它的精神来解释。”

[27]任何私法规范都必须按照基本权利的价值规则去衡量。

立法者更不能在立法过程中忽视基本权利原则。

但是联邦宪法法院也同时强调，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私法相对于公法的独立性不得遭到破坏。

在吕特案判决中宪法法院基本上认定了在理论界诞生和发展出的间接效力说的观点。

在吕特案判决中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权利的价值内容可以在私法领域中通过私法的法律规定间接起作用和施加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概括条款’来实现。”

[28]“主要”

一词说明联邦宪法法院并未认为私法中的“概括条款”

是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起作用的唯一途径。

如果说吕特案只说明联邦宪法法院没有否认基本权利的价值可以在“概括条款”

以外的其他私法条款中产生“辐射作用”

的话，那么随着类似案例的增多，宪法法院逐渐查明，如果基本权利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在通过私法中的“概括条款”

才可在私法领域发挥效力是不能公正的处理一切冲突的。

因此在宪法法院今后的判决中，私法条款中的“不确定概念”

也同“概括条款”

一样被视为基本权利对私法产生影响的“突破口”

。

[29]在宪法法院以后的裁决中甚至还明确认定基本权利的价值可以通过“概括条款”

和“不确定概念”

以外一切“有解释能力和解释必要”

的概念影响私法。

[30]

自吕特案至今，联邦宪法法院始终坚持了间接效力说的观点。

德国的其他法院在此后也都按照吕特案的精神作出判决，甚至连最开始支持直接效力说的联邦劳动法院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踌躇之后也开始以间接效力说为审判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