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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表达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的立法与实践样态（第2页）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实践样态

范愉教授将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分为三种情况，分别是司法性ADR、行政性ADR、民间性ADR。

如果从类型化的角度分析，国内各地有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类。

第一类：司法主导模式。

一些地方法院出于为司法减压、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降低当事人的成本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等多重因素的考虑，积极推动在法院主导下的民间非诉讼调解，搭建诉讼程序和诉讼调解的对接的平台，意在提高替代审判的非诉讼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成功率。

法院主导模式的一些做法欠缺立法上的支持，在现行法上缺少足够的依据。

另外，该做法在推广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方面的配合，同时需要人民法院提供足够的办公场所，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强行规定某些案件必须经过人民调解，可能会使到法院准备打官司的当事人感到迷惑，最终招致当事人的不满。

实践中司法ADR的具体形式各种各样，典型的有以下三种。

（1）福建莆田的诉调衔接模式。

福建省莆田市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

是司法调解机制创新的一个典型。

其特色在于立足诉讼调解，完善调解网络，主动加强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支持和衔接，借助并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建立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探索与有关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相对固定的诉调对接关系，全方位构建诉调对接平台。

同时，还将从调解协议、刑事和解、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机制、执行联动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法院通过对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解决了制约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难题。

（2）山东青岛中院的诉前委托调解模式。

青岛中院针对影响较大的案件、群体性的劳资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纠纷，分别委托给同级的工会组织和妇联组织参与调解工作。

法院会事先给予相关组织进行法律适用上的指导，事后对相关组织做出的调解意见进行审查，从而确保调解结果的公正性。

该模式主要是借助相关组织的部门优势，建立协调联动机制，使案件得到圆满的解决。

（3）北京朝阳法院和上海浦东法院的诉前调解机制。

北京朝阳法院主要推出以“法官助理庭前调解制度、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律师主持和解制度”

的庭外和解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设立和解大厅，出台专享优惠收费规定，合理配置工作人员和机构，从而使得调解制度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浦东法院在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诉前调解的基础上，建立了立案庭负责诉前调解协调管理，法院聘任诉前调解员主持调解，各审判庭负责制作文书的诉前调解模式。

同时，还与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建立诉前调解组，聘请相关经验丰富和专业知识扎实的人员担任调解人员，允许当事人自愿灵活地选择调解模式。

第二类：党政主导模式。

一些地方为了加强矛盾的早期预防和高效解决，在某职能部门特别是司法行政部门的推动下，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下的大调解模式。

如山东陵县模式，被称之为“陵县经验”

，并曾在全国推广。

山东陵县在乡镇、上海在社区建立司法（社区）调解中心。

司法调解中心充分调动了地方权力资源，由乡镇信访、法庭、计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门共同参与，各负其责，代表党委、政府依法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有效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群众遇到问题时各部门互相推诿的弊端。

这种有权力依托的纠纷处理机构能够满足当事人对权威性、强制性的要求，效率也相对较高。

[13]厦门市通过人大立法的方式，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实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