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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解释制度的思想基础（第2页）

根据人民民主理论，人民选举代表组成最高权力机关，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最高权力，将人民的意志转化为法律。

但是，法律只是固定的文本，其执行需要解释，如果承认其他主体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在承认非民选的司法机关等主体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之后，则人民的意志能否得到完全的贯彻就值得怀疑。

从一些历史文献当中可以发现，一些重要领导人在起草宪法的时候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例如，在1954年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时，毛泽东曾计划出台宪法条文的解释材料，后来发现这有可能导致解释与条文的冲突，因而作罢。

[15]这足以表明，立法者在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将来法律含义的最终确定问题，从而明确无疑地决定将法律解释权留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二）立法解释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心理：集体主义

从立法解释制度背后的政法思想切入固然有助于理解该项制度的成因，但似乎又不够充分。

因为纵览世界宪政历程可以发现，人民主权原则几乎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政治和法制原则，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却是将法律解释的权力赋予司法机关。

[16]因此，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下，必然存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影响到了人民主权原则的阐释与运用，从而导致出现并一直存在立法解释制度这样的设计，而这也正是法律作为意义体系的体现。

因此促使确立立法解释制度力量就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下的人民主权理论，而应当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这不仅是因为立法解释制度乃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所促成，而且也因为缺乏此种社会文化心理，该制度绝不可能存在半个多世纪之久。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促使采用立法解释制度？在笔者看来，这种社会文化心理正是集体主义。

从逻辑上讲，正是由于担心司法解释会弱化法律的权威和消解人民集体意志的统治，因此才特别强调立法解释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集体主义观念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

对集体主义的迷信，使得需要运用个人决断的法律解释方法颇受怀疑。

人们倾向于更加信任作为集体决策产物的抽象法律解释。

因此，法官造法等法律解释形式被认为有损于法律公正的实现。

而立法解释，因为出自产生集体意志的机关而受到人们尊崇。

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立法机关来解释法律才更符合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