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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第3页）

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

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

我家本没有钱。

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

后来存款的店家倒帐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我的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

但近几年之中，他的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

当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

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

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

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

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

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就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

我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余钱给我办婚事，我也没有钱养家。

正在这个时候，李琴鹤君来劝我在新公学作教员。

我想了一会，就答应了。

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

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〇九）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时为止。

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

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

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

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

了！

《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

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

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

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

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　*　*　*

中国新公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

那时候的学堂多不讲究图书仪器的设备，只求做到教员好，功课紧，管理严，就算好学堂了。

新公学的同学因为要争一口气，所以成绩很好，管理也不算坏。

但经费实在太穷，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与巡捕捐，同学们大家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