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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第2页）

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

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

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

……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

。

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

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

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

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

但董事会不肯开会。

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

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

所有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

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

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

这样的压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愤。

他们决定退学，遂推举干事筹备另创新校的事。

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而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

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

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

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

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

；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

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

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作干事。

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

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常费很感觉困难。

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三十点钟，月薪八十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作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

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