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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第2页）

不然，我们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了。

那一年恰好东美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

（IsandSces），我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

我就同赵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

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和我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君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

；我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

赵君后来觉得一篇不够，连做了几篇长文，说吾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并且详述赞成与反对的理由。

他后来是“国语罗马字”

的主要制作人；这几篇主张中国拼音文字的论文是国语罗马字的历史的一种重要史料。

我的论文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补救办法。

我的日记里记此文大旨如下：

（一）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

一问题。

（二）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

同一文字也，甲以讲书之故而通文，能读书作文；乙以徒事诵读不求讲解之故，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

可知受病之源在于教法。

（三）旧法之弊，盖有四端：

（1）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

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

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

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

故曰半死之文字也。

）旧法不明此义，以为徒事朗诵，可得字义，此其受病之源。

教死文字之法，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须用翻译之法，译死语为活语，前谓“讲书”

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