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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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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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我们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

争辩的起点，仍旧是我的“要须作诗如作文”

的一句诗。

梅觐庄曾驳我道：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

，迪颇不以为然。

诗文截然两途。

诗之文字（Poeti）与文之文字（Prosedi）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

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

则可。

若仅移“文之文字”

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也。

……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若移“文之文字”

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

以其太易易也。

任叔永也来信，说他赞成觐庄的主张。

我觉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终觉得他们两人的说法都不能使我心服。

我不信诗与文是完全截然两途的。

我答他们的信，说我的主张并不仅仅是以“文之文字”

入诗。

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

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

时，不可避之。

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敝也。

（二月三日）

我自己日记里记着：

吾所持论，固不徒以“文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