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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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入诗而已。

然不避“文之文字”

，自是吾论诗之一法。

……古诗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如黄山谷之《题莲华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

，又何一非用“诗之文字”

耶？（二月三日）

这时候，我已仿佛认识了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

我认清了这问题在于“有文而无质”

。

怎么才可以救这“文胜质”

的毛病呢？我那时的答案还没有敢想到白话上去，我只敢说“不避文的文字”

而已。

但这样胆小的提议，我的一班朋友都还不能了解。

梅觐庄的固执“诗的文字”

与“文的文字”

的区别，自不必说。

任叔永也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

他有信来说：

……要之，无论诗文，皆当有质。

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

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

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

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二月十日）

这种说法，何尝不是？但他们都不明白“文字形式”

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

“旧皮囊装不得新酒”

，是西方的老话。

我们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的古话。

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

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

我曾澈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