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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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百思不得其解。

街道主任还诡秘地叮嘱他和母亲：“你们千万别对外院的人讲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该说我这个街道主任偏向你们守义了！”

这话他信。

这条街道上就有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有活可干的还是第一个。

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哪一个也不会拒绝这种机会。

他们在兵团的最初几年，每月也不过才挣三十二块钱。

只要是个能挣钱而又合法的机会，哪一个返城待业知青都会一把抓牢不放松的。

过后他问母亲街道主任为什么对他姚守义这般恩典？母亲说：“你爸不是从木材加工厂为人家买了一方木柴嘛！”

当他面对两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签子在小板凳上坐下时，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够酸的。

转而想，自己毕竟从此和一个单位——一家冰棍厂建立了某种关系，返城后那颗无着无落的心，便安定了许多许多。

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让父亲再给街道主任从木材加工厂买一方“内部价格”

的木柴，然后求她将那份“长期合同”

上的死去了的老头儿的名字，改成他姚守义的名字。

从穿糖葫芦中体味到“艺术工作”

的情趣，那是在她开始和他一块儿“共事”

之后才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她领着孩子来时，他刚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

声音很低，有些喑哑。

他抬起头，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犹豫着进不进屋。

黑色短呢上衣，红围巾，灰涤卡单裤罩在棉裤外，翻毛皮鞋。

他竟丝毫也没看出她是一个返城女知青。

要是她不领着一个孩子，他会误以为她是刚念到初一下学期的弟弟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

“收电费去了。”

他说罢就又低下头去穿糖葫芦。

待业知青的社会地位，使他在任何年轻女性面前都不由得产生羞惭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会儿行吗？”

“行。”

他觉得她问得好笑。

心想：你又不是来到了什么大干部家里，我也不是首长秘书，何必如此！

她解开围巾，在另一只小板凳上坐下，瞧着他穿糖葫芦，那孩子则老老实实地偎靠着她。

他的双手变得笨拙了。

“你工作有着落了？”

“就算有了吧。”

“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