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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3页）

他这一种“特别”

，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因为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

“文革”

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革”

中凸显了。

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他说：“我没听到。

什么没听到。

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

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

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

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

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

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

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

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树起又说：“你如果哪天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

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出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

“情义”

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却记不清楚了。

似乎，起初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家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

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

但放学回家，则都走得从容多了，便常常一齐走。

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

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

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接近着贫寒。

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随便。

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热的。

当年我们的父母那样一些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

而既真诚了，亲热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