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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4页）

，主要还是在“文革”

中结牢了的。

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也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

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

在“文革”

初期，有文件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

中表现如何。

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

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妆演街头戏。

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

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

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

树起说“没问题”

，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得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

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

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

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

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长大在城市贫民大院里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世上人事的是非对错。

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如何的尺度。

我们都是“闯关东”

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

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感恩于父母的。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