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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8页）

对“文革”

反动一下，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

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

。

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

的。

但“革命”

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

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

。

“革命”

一表现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是“革命”

的耻辱，不屑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却只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么“革命”

不“革命”

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

的人的事。

何况那等样的所谓“革命”

，在他们看来是“集体演戏”

，还怎么邪性怎么演。

他们做“逍遥派”

做得心安理得。

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杨志松的父亲和刘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六十岁了。

他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

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

无关。

那一年他父亲病了，看起来以后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十八元工资。

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

但出于对全家今后生活的考虑，他下乡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他这一名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

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

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

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