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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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10页）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刚够铺盖，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

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以来，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

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头上脸了。

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

。

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全。

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

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

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对梁晓声负有保护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

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随时准备为我和别人打架。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末，又一大批一百多名知青于深夜被卡车送到了连队。

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

循声找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了，那我们仨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后，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之，亲得流泪了。

他们三个是可以到离哈尔滨较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却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一团。

志松埋怨他们没先写信告知一下。

云河说：“要给你俩一个惊喜嘛！”

松山老诚，承认是因为临时决定，走得急，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到一个家信信封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以偿上高中。

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

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去黑龙江边的以饶河鄂伦春族为主的一个小村插队了。

我们接到他寄自那个小村的信后，一个个都嗒然若失，感到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觉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以后的两年。

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好同学朝夕相处，一概艰苦，几乎也都同时有着快乐的色彩。

友谊确如一盆炭火。

那两年我如同有着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几个会一起围着我进行安慰和劝解，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了，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

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为我缝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动问我打算往家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家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

但那样的时光仅仅两年多一些日子。

先是，志松调到团报道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

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

而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随他俩的排调往别师的化工厂去了。

我自己，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道员以及被“精简”

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也还是有着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