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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第9页）

如何成立一个“北大荒知青基金会”

，怎样在北大荒知青中卓有成效地开展扶贫和不幸救助活动等。

应该肯定，这些原始冲动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友爱的。

但没有富豪和财团的赞助，仅靠北大荒知青之间凭热忱个人捐款，实在也筹不到多少钱。

理想脱离现实，据我所知，“基金会”

一事不了了之。

也有关注此事的北大荒知青说，后来还是成立了。

即使成立了，款项也肯定极其有限，根本不能落实初衷。

两本书发行后，一年内，曾有各地到京的知青登我家门，都是我不认识的。

光临时都带着“人名录”

。

有的有困难求助，我也只能照例写封信，“委托”

别人关照。

多数并没什么困难，无非见见面，彼此认识认识，共同回忆回忆。

某些北大荒知青，主观地以为，我肯定结交着很多很多的人，尤其结交着很多很多名人和官员。

对于他们是困难的事，对于我解决起来易如反掌，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就能办妥。

仿佛社会只不过是单一成分的“知青码头”

，而我是知青“袍哥会”

中的“舵把子”

人物之一。

这说明返城虽然已经十年，极少数的知青，似乎只不过由当年“上山下乡”

运动中的“插兄”

“插妹”

，转而变成了城市中的“插队”

者。

他们的意识仍停留在昨天，他们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仍特别局限。

甚至，可能除了当年的知青朋友，仍没有别的朋友。

他们还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他们对知青群体以外的人，陌生而又自行地保持距离。

从他们身上看出了这一点，当年常使我替他们感到忧伤。

其实，我自己当年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也特别局限。

除了电影界、文学界、出版界和少数新闻界的人，我当年也基本不主动与别的方面的人交往。

我一向的人生原则是，如果我不求人会少活一年二年，那么我宁肯不求人，宁肯干脆少活一年二年。

当然，如果少活十年，我也是会四处求助的。

但是，我与某些返城知青的命运境况毕竟大为不同。

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在当年是令人羡慕的单位。

我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而且是北京户口的作家，这也令人羡慕。

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已每年都有稿费收入，而且逐年增加。

我的人生已经稳定，眼前暂无困境，以后似乎也不潜伏着什么大的危机。

总而言之，我尽量不求人，少求人，比较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