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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代 理（第9页）

1.律师的职业责任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执业过程中，律师应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纠纷解决、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应在调解、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

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收取相应的费用，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如律师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限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调解、和解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彻底解决，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更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事务中，应当尊重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即使认为委托人的选择不妥，也应当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提供法律意见，而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合同条款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

上述行为不仅侵犯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3.关于本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调解、和解必须当事人与代理人协商一致，否则应赔偿损失的条款，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称该协议条款并未禁止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对外享有自行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

法院认为，该条款虽然并未明文约定禁止船舶设计院进行调解、和解，但该条款对船舶设计院自行与诉讼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设定了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在代理关系内部必须按照《协议书》约定受违约条款的约束，如果船舶设计院试图单方调解或和解，必然受制于违约责任条款而产生顾忌，以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进行调解、和解。

故上诉人主张该条款未限制船舶设计院调解、和解的权利的辩解不能成立。

4.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约定实行风险代理，如果律师收取费用的标准以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该处理结果不应以结案方式的不同有所差别。

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称所代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造成其经济损失而要求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赔偿。

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代理的案件以调解结案，法院裁判并未下达，裁判结果为未知数，上诉人代理的结果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赔偿数额是否多于调解结案的数额并不确定。

因此，上诉人断定裁判结果必定优于调解结果并无事实依据，其认为调解结案必定造成律师代理费减少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对于终止委托而言，《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

该规定中的应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实际损失，而《协议书》约定如船舶设计院单方终止协议的，须按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上诉人经济损失，该约定缺乏法律依据。

故《协议书》中“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

的条款应为无效。

三、合同相关条款无效，而代理人为代理事务付出了一定的劳务，委托人仍应支付合理的报酬。

赔偿纠纷案结束后，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向上诉人弘正律师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2.5万元。

关于该报酬金额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认为，首先，在本案诉讼发生前，船舶设计院是自愿支付代理费，未曾以不合理为由而要求返还；其次，双方约定了以诉讼标的额为基数，按照案件判决或调解的赔偿金额不同来确定船舶设计院应付代理费的金额；船舶设计院与商业网点就赔偿案件和卢湾法院另一案合并调解，共需支付给案件对方当事人商业网点赔偿款80万元，赔偿纠纷案以最大标的额209.7万元与卢湾法院处理的另案50万元的标的额按比例分摊，则赔偿纠纷案中船舶设计院向商业网点支付的赔偿额为64.6万元，该赔偿金额远小于案件诉讼标的额的50%，按照本案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应以诉讼标的数50%以下部分的15%支付律师代理费，即以诉讼标的额209.7万的50%减去赔偿款64.6万元得40.25万元乘15%为6.04万元。

船舶设计院支付给上诉人12.5万元代理费已经超出了6.04万元。

故法院认为，船舶设计院支付上诉人12.5万元报酬已属合理。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

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于2009年8月17日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0元，由弘正律师所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