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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 委 托 合 同（第7页）

同年3月5日，控江路房屋产权过户至薛某某名下。

同月10日，薛某某户籍迁入系争房屋。

同年9月，薛某某起诉两原告迁出控江路房屋，后撤回起诉。

2013年3月，两原告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薛某某及王煦琼，要求确认薛某某与王煦琼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将系争房屋产权恢复登记到两原告名下。

该案审理中，薛某某表示自愿补偿两原告30万元。

同年5月21日，本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做出（2013）杨民四（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认为薛某某购买控江路房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购房目的正当，两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薛某某与王煦琼恶意串通，故判令驳回两原告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准予薛某某自愿支付两原告30万元。

周伟均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

同年9月23日，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623号民事判决，认定周伟达、周伟均将控江路房屋委托王煦琼出售并收取房款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周伟均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

若周伟达、周伟均认为受托人未尽到职责给其造成了损失，可另行要求受托人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判决驳回周伟均提出的上诉，维持原判。

后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两原告确认其已收到薛某某支付的30万元。

因原、被告双方对于控江路房屋在出售给薛某某时的市场价格存在争议，原告于2014年2月27日申请对该房屋在2012年2月2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上海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接受法院委托后，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控江路房屋在2012年2月2日的市场价格为总价94.4万元。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王煦琼是否尽到委托合同项下的义务；2.原告周伟均、周伟达因房屋被低价出售而导致的损失由何方负担。

3.一审判决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原、被告对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合同载明的内容均予以认可，法院予以确认。

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实施的行为，对外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故委托合同以委托人与受托人的相互信任为基础。

本案中，原、被告在订立委托合同前并不相识，也不存在相互信任的关系。

根据被告的辩称，缔结委托协议系应孙某某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在两原告未能清偿借款时，被告通过出售房屋的方式帮助孙某某实现其债权，该种安排意在实现借款担保的功能。

两原告则表示其之所以同意该种安排，是因为其在签订委托合同时相信己方有能力按期偿还借款，且认为被告在出售控江路房屋前会向其告知或以市场价格出售。

法院认为，关于借款的担保问题，两原告与孙某某在《抵押借款协议书》中约定以控江路房屋作抵押，故孙某某可在其未收回到期借款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实现其抵押权。

而被告并非《抵押借款协议书》的当事人，孙某某也非涉案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委托协议双方也未约定任何担保的意思表示。

因此，不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缔约时各自的主观动机如何，其权利义务关系理应依据委托合同确定，受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则之调整。

关于两原告是否遭受了实际损失。

根据评估报告，控江路房屋在2012年2月2日的市场价格为94.4万元，但当日被告仅以50万元的售价签订买卖合同。

该次交易虽以789568元的计税价格缴纳契税，但最低计税价格系税收管理部门为防止征管漏洞而设定的最低交易价格，故不能作为确定涉案房屋市场价格的依据。

被告王煦琼的售房行为使得两原告遭受了与市场价格相差44.4万元的经济损失。

后虽因两原告的起诉，薛某某自愿补偿30万元，但仍有14.4万元的损失未能填平。

对于该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故被告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两原告通过公证委托书将房屋出售等重大事项均授权被告处分，在明知控江路房屋存在被低价出售风险的情况下，既未采取事先与被告约定房屋出售价格或确定售价的方式等措施防范风险，事后在其未能还款的情况下也未主动了解售房进展或单方解除对被告的委托以控制损失。

事实上，就涉案经济损失的防范与控制而言，两原告仅需支付少量的时间及经济成本即可实现，但其却抱有侥幸心理，并采取了放任态度，故其对损失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

基于此，对于两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程度、社会风险防范的经济性原则，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酌情将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确定为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