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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战时期（第7页）

除中研院文化现象，其他四个板块的活跃程度不分轩轾。

中研院文化现象之所以例外，在于它的几个研究所并不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于几地，尤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迁址“神秘”

——于是四川南溪李庄镇属地的山坳里，出现了一些中国当时顶尖的学者的身影。

国力薄弱，资金匮乏，立所维艰，生活清苦。

但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们不仅在甲骨文研究、考古发现、汉语源寻根、古史断代和实证方面卓有建树，而且还招收学生，为中国带出了一批日后的专家。

当年体现于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现象，是寂寞的，甘贫的，无人喝彩的，呕心沥血“为道日损”

的。

将此种文化现象置于全人类近代文化现象的流程中来看，也是值得起敬心的文化现象。

他们那种甘当民族文化基石的精神，与当时活跃于延安，居窑洞中，以粗茶淡饭饱腹的另类文化知识分子，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即国家兴亡，知识分子有责；是同根同种同目不同科——仅仅不同科而已的国家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许多人的史观，一向以当时的国共从属为阵营红线，于是导致其划“彼营”

无好人，皆恶事；而“吾营”

才是英豪辈出，君子风清，诸事垂史的大好族群。

这当然不是真的。

仇隙深刻时期，此观点可谓事出有因。

为权落谁家而冰火相克时期，也可理解。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七十年的现在，若仍坚持此观点，固执不懈，非与时俱进之史观也。

窃以为，举凡一切出发点益于国家民族之事，以及一切为此等事有所奉献、付出的人，都是国家与民族应予以公正的评价且不应忘记的。

而西南联大止踄于滇时，一首当时创作的清华校歌，不但很能体现“京派”

文化的特点，也很能体现自民国以来至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

它是文言与白话的结合；是热血青年的心声与夫子型学者的情绪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字两种表现力的结合——自“白话文运动”

以后中国文化总体景象的缩影；文言与白话并存，用典与直抒胸臆的文采共舞。

大趋势是，为最广大的青年所更愿接受的白话文，已渐成主流。

并且应该指出，胡适推行白话文自然其功大焉，中国人今日能使汉语言文字在“白话”

方面魅力增色，确乎不应忘记他们那样一些人物的开山贡献；但其完全否定用典的辞藻美感，亦是“绝对思维”

之一弊。

仅以孙中山悼战友联为例：“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此悼宋教仁联也，白话简洁有力之美，跃然纸上。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此悼黄兴联也。

其文也古，用典亦多，但谁都不得不承认，大悲大恸之大美感情，两联各有千秋。

从前是，文言夹杂少许白话，现象古已有之。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言之有理有据。

后来直至现在是，白话的字里行间偶用文言古字，亦成一种文体，鲁迅善此修辞之法，于是其文学语言特色自成一家。

即使当下，即使在某些流行歌曲中，我们仍能听到文言之句以及类似用典的比拟，有别具一格之美感。

便是“之乎者也矣焉哉”

之类曾在“白话文运动”

时期大受嘲讽的助语单字，实际上今天也仍在频用。

用比不用还是要多些意味的。

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可能从某一时期画一条线——将从前皆视为垃圾或多余饰物，而其后从基因上来次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