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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2页）

但此刻，我写到这里时，不禁开始重新思考——我的出生年份对我来说到底是不是一种幸运？

我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回答——是。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早出生十年，那么我的童年将在伪满洲国时期度过。

以我家的情况推断，我是上不起学的。

或父母竟能含辛茹苦地供我上了学，被迫学日语，读宣扬所谓“东亚共荣”

的课本，经常见到是本国人的老师在日本“学监”

面前唯唯诺诺，稍敢违逆便遭殴打，甚至逮捕——我会习惯吗？

若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后延十年，而我已是一个青年，眼见是军人非军人的日本人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欺凌自己的同胞如虐动物——我会反应漠然吗？

以我父亲传给我的宁折不弯的性格，肯定不会那样的。

若我竟反应激烈，那么我是否能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可能就两说了。

即使我变成了一个善忍的、肯于屈辱苟活的青年，被奴化得一点儿血性都没有了——见闻自己的抗日同胞一个个、一批批被残忍折磨、杀害，我会无动于衷吗？

如果我竟会那样，我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区别呢？

这么一想，我就忆起——我曾问过我的父亲：“爸，当年你怕过日本人吗？”

我的天性宁折不弯的父亲回答：“怎么不怕呢？自从被日本宪兵抓走过一次，更怕了。

连汉奸也怕日本人啊！

我亲眼见过是挺大官的汉奸，在普通日本宪兵面前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的样子。”

我的父亲因为看不下去日本宪兵毒打同胞的情形，仗着自己习过武，还会几句日本话，上前劝阻了几句，结果不但同样遭到毒打，还被宪兵队关押了数日。

回忆使我更加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仅仅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便引以为终生之光荣。

在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任何一个中国人，想一点儿亡国心理都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死心塌地卖身求荣的汉奸——而即使他们，内心深处也肯定有难言的耻辱。

现在的我，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对于那个时期的哈尔滨，通过读书阅史，已经有了较多的间接印象。

尽管是间接的，但老一辈人的回忆，那些历史性记录的内容，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

由是，我想我应该由衷地、郑重地写出——我，一个出生于1949年9月的中国人，很庆幸自己的出生年份离新中国之成立仅差数日，而不是出生得很早。

之所以截取1956年作为一个年份节点，乃因这一年我虽未入学，但毕竟七岁了，记事了，有谈点儿关于文化、文艺的粗浅印象的起码资格了——那么，以下所谈，依据的是个人记忆与间接了解的组合；而1956年以前的形态，则完全是凭间接了解的种种情况所作的推测，正如对1949年以前的文化、文艺形态所作的推测那样。

我七岁时的哈尔滨，具体而言是我家所住的区域，在我的记忆中是常年平静的，人们关系总体良好。

那一区域的街道多以“安”

字打头，如安国街、安心街、安和街、安广街、安平街、安化街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街名。

从以上街名可以看出、体现着人们希望国泰民安的文化心理。

那一区域在“光复”

前是中等经济水平的“老俄国时期”

的俄国人居住区，他们多因惧怕成为革命对象而逃亡到哈尔滨，独门独院的俄式宅院比比皆是。

我七岁时，他们大部分已按中苏协议被遣送回国了。

那一区域主要是他们的居住区时，街名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分别为普希金卡亚、托尔斯泰卡亚、契诃夫卡亚、屠格涅夫卡亚……“卡亚”

是俄语街道的意思——流亡于邻国异乡，深情所系的却是本国的作家、诗人，足见彼国中产阶级人士之心性与他们的文学纽带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亲韧。

或也可以说，是一种剪不断的脐带关系。

并且，有一点更耐人寻味，即当初那些街道的俄国名，必是他们之间民主协商的结果；便又足见，那些“老俄国时期”

的作家、诗人，在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地位是多么的无可争议，成为共识。

而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条街的街名居然是莱蒙托夫卡亚——他可是既反农奴制又反沙皇专制制度的；还有一条街是高尔基卡亚，高尔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