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3页）

列宁的作家挚友呀！

而他们却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避难者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也将高尔基包容在自己的文化襟怀中了呢？这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

或许，由于高尔基毕竟是一个骨子里的人道主义者？从那些特殊文化的俄国街名，似可作这样一种较符合逻辑的推测——第一，他们是接受废除农奴制的主张的；第二，他们也能接受沙皇家族逊位的现实；第三，他们害怕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如果曾有反对的言行，或是缘于革命到了自己头上，或是觉得未免太冷酷和暴烈了。

总而言之，有资料显示，他们的成分，大抵由流亡的小地主、富农、破落贵族和一些“日瓦戈医生”

那样的人组成。

他们被遣送回国后，遗留下的宅院自然住进了中国人。

当年那是由各级政府拍卖和分配的。

有的院子非常大，最大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两米高的木板障子占了小半条街，院内的俄式住房建得特别美观。

我七岁那年，家住“安字片”

安平街十三号院内。

院子挺大，七八户人家，房产是被当年有经济实力的中国人买下的，我家和另外几户人家是租户。

我家住最里边一幢小房子，两户连体，各有各的门，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有门斗。

半间做厨房，也搭木板床，正室二十平方米左右。

木板地，门窗已严重下陷。

我家的隔壁邻居姓陈，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长相忆》，便是为怀念陈大娘而作。

倘读此书的人以为，当年哈尔滨市那个区域的中国人家住得都不错，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家父母都曾是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

我七岁时，我这一代哈尔滨人的父母还都是中年人；那时三十六七岁的人便是中年人了，都是买不起房子的人家，租住的也都是下沉严重的面积很小的房子。

那样的一些房子，曾是俄国房主的仆役们的住房。

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是被一位老中医买下的。

另一条街上最大的院子是政府分给一位副区长的。

当年哈尔滨市的人口并不太多，我家所住的安平街，除了早上偶有小贩卖包子馒头的叫卖声，白天不但静悄悄的，而且经常不见人影。

这主要是因为院子都挺大，同院的孩子尽可以在院里玩。

丈夫们一上班，女人们做完家务，互相串门也成了院内之事。

这使不同院的孩子与孩子、大人与大人、孩子与大人若在街上遇见了，并且还认识的话，反应普遍很友好很亲近，因为不常见。

若以和谐言之，非诓语也。

文化与文艺，在以庶民百姓为主体的那一部分民间，在1956年前后，在哈尔滨那样一座省会城市，曾经给我留下的印象少之又少。

首先应指出，文化是客观存在的——那些街名，不论是从前的俄文名，还是后来的中文名，不能不承认也是文化的体现。

还有某些老店的店名，比如当年“安字片”

家喻户晓的“天合成”

——一家面积不大的食杂店，其地道的中国名，当然也是文化的体现。

还有小学、中学，更是文化的有形体现。

文化还体现在大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经验和态度中。

那么，文艺呢？

坦率地讲，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