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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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8页）

在他的遗物中，写满字的小本子有三四本。

“扫盲”

使当年中国的从城镇到农村的一批男女青年受益最大。

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直接上了中学、高中或技校，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夙愿。

“扫盲”

运动是早期全国政协一致通过的一项提案。

委员中有人便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致力于“教育救国”

的民间教育家，是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同志”

。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教室自然不能成为军事堡垒，黑板粉笔也不能变成武器，“救国”

实则是爱国表现。

而在和平年代，“教育强国”

遂成共识，“扫盲”

运动不无“一个都不能少”

的色彩，也可视为从张澜、蔡元培、胡适到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致力于通过教育“强国改种”

的初心的延续。

纵观人类历史，面向民间的“扫盲”

现象，多由宗教组织、人士来实践，其心志再虔诚，也只不过能使一村、一部落、一地区的人受益。

全国性的“扫盲”

运动，唯中国发生过，言“史无前例”

亦不过分。

并且，只收获了益处，丝毫也没有受影响的代价。

今日之我，当然便以“温情脉脉”

之目光回顾之！

保护妇女运动

我并不能断定此现象是否够得上是一次全国运动；也不能断定是否与当年对宪法、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有关。

我只记得，似乎是与“扫盲”

运动同时发生的一件事，起码在哈尔滨市如此发生过——同样是一些妇女干部，在女警员的陪同之下，逐街逐院逐门逐户地对女性人口进行详细登记。

若谁家有年龄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外地亲戚，如男户主或女户主的侄女、外甥女、干女儿，被盘问得格外认真。

据大人们讲，为的是防止对女性的拐卖行径。

这乃因为，当年落户于哈尔滨的来自各省农村的“光棍”

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等挣够了钱，头等大事是回老家带回个媳妇。”

是的，他们常说的是“带回个”

，而非“娶回个”

——小时候的我，亲耳听大人们这么议论过。

“带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