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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7页）

我们这样一些儿女的父母，大多数对文化没有自觉渴望，对文艺无起码需求。

就连“扫盲”

这件事，有人也是能躲便躲，并不认为多么有益于己。

多数父亲并不支持母亲上“扫盲”

夜校，因为晚上六点正是他们下班回到家里的时间，都挺累了，希望享受享受妻子周到的服侍。

他们的思想工作由单位来做，而母亲们的动员工作由专门的说服人员来做——某些从各级政府部门抽调出来的机关女性。

街道干部完成不好那一说服工作，动员家务缠身的家庭妇女上“扫盲”

夜校委实不易，多数家庭妇女并不认为文盲竟会影响她们成为贤妻良母。

于是我在自己和邻居家里见到了当年的机关女性，亦即知识女性。

她们都是中青年的很有气质的女性，显然人人都是经过挑选的。

与我母亲和我所常见的母亲们相比，她们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中国的女性，此前我从未见过那种气质的女性。

故青年以后的我常这样想，所谓“气质”

，肯定是与知识的有无连在一起的。

不论男女，一个人若是文盲，样貌再怎么出众，大抵也是没有气质可言的。

那些知识女性都很可亲。

分明的，她们有着这么一种意识——在“扫盲”

之事上，自己是代表政府深入民间的。

到我家的那位当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三十四五岁，比我母亲年龄小，张口闭口叫我母亲“大姐”

。

我母亲一说离不开家的难处，她就理解地笑笑，笑罢又耐心地说：“不强迫你，大姐，哪怕你能去几次，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名我也高兴啊，识字对咱们妇女真的益处很大。”

我母亲夸她有耐心。

她笑道：“政府为人民着想，我们是受政府委托的人，没耐心还行？”

因父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我家不存在丈夫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但七岁的我已有了两个弟弟，这是母亲的难处。

已上初一的哥哥却很支持母亲去上夜校，我也就不由自主地支持了。

于是，每天晚上八点多，我到街口去迎母亲。

那些个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家庭妇女“放学”

了，腋下夹着头巾或方布包的书本课本，说说笑笑地往家走，遂成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

我母亲在“扫盲”

运动中，曾达到过能写一封内容简单的信的识字程度。

后来生活维艰，认得的字又都忘了。

但对于她自己的姓名，却始终认得会写。

并且，当年上夜校的记忆，是她人生中少有的美好时光。

我父亲不但在“扫盲”

运动中摘掉了“文盲”

的帽子，而且从此养成了在小本上记下自认为重要的事情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