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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第15页）

《艳阳天》的年代背景已是农村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萧长春、焦淑红等一批农村党员、团员青年，是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

小说并没以支持或消极对待甚至反对农业合作化作为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是作家毕竟守住了现实题材现实主义写法的底线之证明。

小说只写到了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有落后思想的人物之一是焦淑红的老父亲，他反对女儿与萧长春之间的爱情。

当时的中国，是一切劳动者都要纳入某类劳动集体的中国。

在城市，那一集体是工厂；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大势所趋。

几乎全体中国人都认同此理，所以，萧长春、焦淑红们代表农村进步思想，在中国人眼中并不存疑。

当年跟风的作品，又何止《艳阳天》呢？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左右下，不少作家包括老作家，并不认为配合得紧是值得羞耻的。

同样年代背景和题材、内容的电影，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今天我也仍要说，浩然也罢，马烽也罢，他们当年的创作愿望无疑是真诚的。

他们是在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同时也是在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

农村青年也罢，城市青年也罢，当年从《艳阳天》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所看到的，其实更多是农村青年在文艺作品中所演绎的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

当年几乎没有演绎得较生动、较鲜活、有喜感的、反映城市青年爱情题材的任何文艺作品。

《艳阳天》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满足了城市和农村青年对文艺的共同渴望。

最后，我要谈另一部长篇小说对我造成的阅读冲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风云初记》。

实际上它是我捡到的一部破旧的小说——邻家的大叔是收废品的个体户，我从他的废品车上发现了它。

书页已残，我只记住了书中一个情节——肯定是革命低潮时期——是“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吗？我不清楚。

一名三十几岁的男性革命者，带着短枪潜回家乡农村。

他的父亲是地主家长工，受信任，也很忠心，和地主的关系如《白鹿原》中黑娃他爸与白嘉轩的关系。

他猜到了儿子是什么人，于是向地主讲了，向地主请示自己该如何是好。

地主恓惶，认为若不除之，必使全村人遭殃。

长工父亲为保全村人的安全，在一个深夜，趁儿子熟睡，与地主将儿子勒死……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

那长工父亲与地主各拽绳套一端时，眼见儿子百般挣扎，却没手软。

此情节当年给我以见过魔鬼般的心理刺激，难忘。

我也成为作家后，每每面临典型与非典型的困扰。

中国批评家们批评某作品中某人物某情节时，不典型是制胜利器。

不典型——非典型也。

于是联想到了“非典”

——“非典”

是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缩写。

对于典型性肺炎，医疗方法已很成熟，药效也明显。

但——比之于典型性肺炎，“非典”

的病理研究，意义不是更大吗？

同样道理，那个当年刺激了我心理的情节，对于在极深刻处探讨人性，也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