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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1页）

第四章1966年至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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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我应该初中毕业。

5月，“**”

开始。

当年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毕业生，皆被延迟毕业，必须“留校闹革命”

。

学校传达了一份“中央文革小组”

下发的文件，规定：每一名学生能否毕业、升学、分配工作，当视在“文革”

中的表现而论……

如此这般地被延迟毕业，关乎全中国所有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人生和命运走向，自然无漠视不睬者。

哈尔滨毕竟不是北京，比之于北京的“文革”

步骤总是慢一拍。

当哈尔滨的学生和青年们还在紧跟北京的学生们“破四旧”

时，北京已遍地红卫兵和“红色造反团”

了；当哈尔滨的学生们也要求各学校批准成立红卫兵组织时，北京的红卫兵们已夺取了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领导权，并将往日的校领导宣布为“走资派”

，批斗成风了；当哈尔滨的红卫兵们辩论那样对不对时，北京红卫兵已开始将批斗的方向从学校转向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并敢于冲击许多中央领导们住的深宅大院了……

当年的交通尚欠发达，一般人不敢想坐飞机的事，而从北京到哈尔滨的最快的一次列车也要十八个小时多，慢车二十几个小时。

当年的世界不是“平”

的，中国同样也不是“平”

的——发生在北京的事，如果报上没报道，收音机没广播，哈尔滨人就只能通过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才知道。

即使报上报道了，收音机广播了，首先也还是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市，订报和有收音机的人家仍不超过几百分之一。

所以，我这种家住市边儿的学生，只能从大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市里发生了什么事、又发生了什么事——同院邻居有几位叔叔在市里上班，谈到市里发生的事时——批斗了什么人；抄了什么人的家；什么人被罢官了；什么人在被批斗时挨打了；什么人揭发了什么人什么问题……每每显出困惑和忧虑——这样下去中国不就大乱了吗？

肯定是为了解惑和去忧，我在学校与全校同学集体听到了一篇社论，中心思想是——乱得好！

乱了敌人的阵营，锻炼了革命学生、青年、工农兵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敌人才怕乱……

那时我已经是红卫兵了，仍几乎天天到学校去。

我是工人的儿子，同学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已有几个红卫兵组织了。

二十九中是一所总体稳定的中学，虽然也对老师们进行过批判，但打老师的事仅发生过二三次；一名男生打了一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两记耳光，这名男生是我们班的，与我们几名关系亲密的男同学都处得很好。

因为那一件事，我们几天不跟他说话，直至他保证再也不了。

还有一次，在许多同学参加的批判会上，有一名是红卫兵的男生，乱剪几位女老师的头发，并往她们脸上泼墨水——那种做法，是他从别处学来的，但也与他个人以往的品行有关。

他曾被认为道德素质不良——主要指平时对女生屡有不当言行，却也从没出格。

但三位分别教政治、俄语和语文的年轻女老师，上课时往往目光都不望向他一次。

当时台下许多同学齐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喊声居然具有威慑性，那名男生悻悻地离开了会场，再没出现。

有几名女生，包括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立即走上会台，簇拥着三位女老师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