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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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2页）

她们在卫生间安慰老师们，帮她们洗脸，借衣服给她们换。

我们几名关系亲密的男同学，皆认为那名凌辱老师的男生是出于报复，品行极其可耻。

我们班的男生，家长大抵是“闯关东”

的农民，以山东人为多。

又大抵是底层劳动者，收入低微，多是文盲。

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将日子逐渐过得好点儿。

一怕失去工作，二怕被别人“戳脊梁骨”

——就是背后进行的负面议论。

他们自己是相当看重名声的，因为已是底层人了，名声再坏了，家门被人侧目指点，绕行而过了，又都绝对搬不起家，那样的日子还有过好起来的希望吗？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他们做人都有起码的底线——与政治无关的底线，民间评价一个人怎样的底线。

那一种底线，百代千年其实不曾变过；某一时期，似乎因为世道变了，也变了。

但变是表面现象，逐渐地又能回归原本——底层靠那一种底线而互不嫌恶，形成帮扶关系；而帮扶是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也需要的。

所以，若儿女们的行为使他们被“戳脊梁骨”

了，名声受损了，父亲们是会大为光火的，母亲们是会无颜出门的。

那样一些家长，较能承认儿女聪明不聪明是天生的，儿女学习不好往往认了——却很难面对儿女品行不良的事实，认为是自己做父母的最大的失败。

在可曰为品行不良的诸条中，辱师欺老是极其恶劣的表现，仅次于抢、偷、骗、奸。

与我要好的几名男同学的父母，我都很熟悉，像我的父母一样——父亲们经常沉默寡言，眼里总是有活，下了班也闲不住。

左邻右舍谁家摊上了不好的事，即使以往关系处得一般，也还是会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遵循“那种时候哪能看别人家热闹”

的原则。

而母亲们，如今回忆起来，都善良得像嬷嬷似的。

“闯关东”

并在城市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往细处想，肯定是个艰辛过程。

家长们的性格原先也肯定是各不相同的，极少数人以霸悍强势为落足之道，多数人强势不起来，更霸悍不起来，于是本能地选择和为贵、善为本的做人之道。

又于是，使他们个性少了，共性多了。

或许有人会问——照你说来，当年红卫兵们干下的那些恶事，都是谁家孩子所为呢？

这我是回答不了的，我没调研过，而且也非一个人就能调研出翔实结果的。

底层人家的儿女以假“革命”

之名义行凶作恶的事例，估计也是不少的吧？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观点，即以“阶级斗争”

“阶级憎恨”

为圭臬的意识形态越是鞭长莫及甚或忽略的人家、群体、阶层，其悠久的、比较深入人心的民间意识形态的正能量，越可能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主流。

平时没什么表现，邻里争吵、泼妇骂街、不是光棍耍光棍、不是二杆子装二杆子的事，往往也非鲜见鲜闻之事。

但不寻常的时候，民间意识形态的正能量反而就发生作用了。

我进一步要表达的观点是——中国这个国家，真的要感激曾被批判为“旧思想”

“旧道德”

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尽管一些中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一心想要将其彻底铲除，但它的根深入民间、深入民心百代千年了，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

如果当年的许多儿女并未受自己好父亲、好母亲言传身教的好影响；如果从城市到农村，当年的每一个儿女都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俘虏，都成了被个人崇拜之意识形态彻底洗脑的狂热徒、狂暴徒——那么中国大地上的暴行和惨事肯定更多了。

再进一步分析，我的父母以及我许多同学们的父母，不过是些家庭妇女和苦力工、平板车夫、小饭店的厨师、小作坊的裁缝、地处城市边边角角大集体性质的半倒闭未倒闭的微小工厂的工人；一言以蔽之，是与产业工人的政治概念、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些次等级工人；不论政治这样还是那样，都从未沾过政治的什么光，也自知沾不上政治的什么光。

政治运动从不特别需要依靠他们；他们也从不特别来劲地依附政治，想依附也依附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