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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3页）

于是他们对一切政治运动的态度是能不被搅和进去就不搅和进去，能躲远点儿就躲远点儿。

又于是，他们的头脑反而容易保留住原先固有的关于做人的民间意识，而这会影响儿女。

也可以说，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正能量的微粒，通过细长的须根起了作用。

当年，即使在大工厂里，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工人与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的政治表现也不一样。

中老年工人在“文革”

中的表现大抵是——政治立场加民间原则的表现；而青年工人们的表现则是——只讲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政治立场，对民间原则不屑一顾，或根本不知除了政治立场，还有民间原则。

那样的表现，自然就很激进。

并且，激进的表现，完全有可能带来比争先恐后地涨了一级工资大得多的利益。

狂热也罢，狂暴也罢，掰开了搓碎了细看，绝不仅仅是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文化现象、社会心理学现象、利益现象。

将城市的“文革”

现象与农村的“文革”

现象对比一下，也能看出些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利益现象的区别。

在城市，在任何机关、单位、学校和工厂，一个活着的曾经的资本家是少有的。

能成为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前起码是中年人了，按年龄推算，差不多都该是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的人了。

故城市里的“革命”

对象，主要是各级“走资派”

“技术或艺术权威”

“黑线分子”

“清查重点”

人物等。

在农村，则主要是地主之家。

村干部虽然也会被“革命”

，却断不会被视为死敌。

但老地主即使终日猫在家里，也还是存在于村里。

他们一向被政治意识形态宣布为农民的死敌，文艺在此点上加深了农民们的记忆。

“走资派”

有被重新起用甚至重用的机会；“技术或艺术权威”

今后还要统战、团结；站错了队的“黑线分子”

可以再次站队；“清查重点”

可能最终还了清白……

大多数城里人都懂的。

但在农村，地主除了是农民的死敌，不可能还是另外任何一种人——他们绝不会被统战、团结；他们绝没有什么第二次站队的机会；他们是地主也绝不需要再“清查”

。

他们只能是宿敌。

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远早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前者有从古代至近代的积累，在土地革命时期，互相危害深重；而后者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近代以来历史上记录的急促的一笔，像乒乓球台上获胜的一方发出的一个短平快的抽球，且一抽定胜负。

并且，在中国，就人数而言，资本家单独够不上一个阶级，仅是社会学上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