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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4页）

而地主不同，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在百代千年的历史中，有过众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想否认他们是一个阶级都不可能。

故所以然，“文革”

中，农民对地主的再次“革命”

，竟有超过于城里的暴力现象，必然殃及地主家庭的所有成员。

而实际上，地主人家早已在过着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对并无实际危害的他们，实行暴力性的再次“革命”

，缘于先入为主的有罪推断——他们时刻妄想变天。

1964年前后，曾有一部旨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的教导的话剧《刘文学》在全国巡演，内容是——农村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四十几岁的老地主在队里的辣椒地里偷摘，欲将其揪到队里去。

老地主将已摘下的几个辣椒全给了他，求他放自己一马。

刘文学当然不肯，结果被掐死……

与其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

的阶级斗争，莫如说是不该发生的悲剧——但这是确实发生的真事。

试想，如果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看了此剧，面对本村的一个老地主，认为他表面看上去的老实是伪装的貌似的无害，实则极其危险而可恨，于是发起主动性的暴力攻击；老地主越显得软弱无辜，越发惹恼对方，于是遭到越暴力的攻击……是不是也不出人意料？

归根到底，人类需要文化、文学、文艺，不是为了将恨代代相传下去，而是为了探讨消除恨心的可能性和有说服力的理由。

并且，将此种对人类的进化有益的事以更多种方式进行下去……

在1966年的六七月份，在哈尔滨，小人书铺全都关门上锁了，铺主们怕他们的小人书被红卫兵烧了。

有一处小人书铺的小人书确实被烧了；租小人书的大爷胆小，见一伙红卫兵远远奔来，逃之夭夭。

另一处小人书铺的铺主却不胆小怕事，老婆孩子全家齐上，都手操家伙，为了保卫财产不受损失，要玩命。

去小人书铺表现革命行动的只不过是没名气的中学的红卫兵，有名气的中学的红卫兵和是中专生、高中生、大学生的红卫兵才不屑于干那事。

而允许开小人书铺的人家，或有红色家庭背景，如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人家、已故劳模人家——当年那是种照顾。

人家一亮家庭底牌，些个半精不傻的红卫兵知道不好惹，悻悻而退了。

全市到处都乱起来了，一切被认为该砸该毁的也都砸了毁了。

有些地方，造反派已经开始因谁更有资格夺权而打起了派仗——在乱局已成、乱象丛生的情况下，一种电影放映现象应运而生，曰：“为了批判！”

这是任谁都得配合的硬理由。

若不配合，什么意思？

不少机关、单位、院校、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带着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当年造反派组织的印章都不小，小的也比得上如今局级单位的印章了；还带着造反派袖标，带着一彪人马，去到省、市电影发行公司、资料室借片。

除了没有，有就必定借得出来。

某时一部电影两三个造反派组织同时借，就互相协商，按先后顺序跑片。

而谁若知道放映地点，约上数人，戴红卫兵或造反派袖标——必须的，此政治身份证明也；或认识放片单位的人，沾光蹭看一场电影是很容易的。

场场爆满，站立者多。

我在那一时期蹭看了如下电影：

《秋翁遇仙记》《画中人》《追鱼》《宋景诗》《武训传》《清宫秘史》《怒潮》《洪湖赤卫队》《风暴》《不拘小节的人》《新局长到来之前》……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柯楚别依》《夏伯阳》《运虎记》……

老花农秋翁的牡丹园中，牡丹按季盛开。

朝廷凶官恶吏命秋翁皆砍之，秋翁爱花如命，抗旨。

结果入狱，惨遭毒打，宁死不从。

官府只得派衙役闯入花园，大肆破坏。

恶举激怒了牡丹仙子，以神术予以惩罚——这是《秋翁遇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