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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12页）

如今想来，人类的发展史，差不多是伴随着口号的历史。

简直也可以说，没有口号，就没有改变，没有发展。

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

中国、外国，都如此。

人类的口号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有兴趣者，肯定可以写成一部很有文化的口号学大书。

但，很“二”

的想法，怎么就变成了口号，又怎么一下子毫无阻力地被许许多多人拥护了，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实际行动——这其中的高级荒诞，却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

我花五角钱买了一套油画，明信片那么大。

却不是明信片，是纯粹的硬纸的油画——所画皆为毛主席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光辉形象。

有一幅是《井冈山会师》——但与毛主席握手的，已不是朱德，而是林彪了。

如今想来——文艺皆为政治服务，着实是一个危险的口号，若被大多数文艺家奉为神圣口号了，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那么一来，文艺家就不但会参与篡改历史的勾当，而且还会以为自己在行创造历史的神圣之事……

两天后，我告别北京，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

那是千辛万苦的旅程，大约在车上待了一百个小时。

有时列车一停就是半天，因为经常被“大串联”

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拦住。

在成都人民广场，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抡起皮带抽人的情形——台下有些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还有一些红卫兵则在台上讲伊索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

这也有文化现象的色彩。

在乐山，我收到了父亲复我的电报——“不许来，速归。”

父亲不到乐山接我，我是难以找到他的——他们的住地并不在当年小小的乐山市，而在乐山地区的深山里。

父亲的态度那么坚决，我只有服从。

然而返程特别不顺，中国的铁路已被“大串联”

搞乱了秩序，途中我还病了一场。

到北京，又因几次没挤上北去的列车，滞留了多日。

回到哈尔滨，竟已是国庆之后。

我已回忆不起来，当年是怎么在途中度过的“十一”

了。

我在北京结识了十几名武汉某中学的学生，都是高中生，有男有女。

他们坦言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资格“大串联”

，于是组成了一支“长征小分队”

，徒步走向北京。

也都坦言，名曰“长征小分队”

，其实并非一直走，遇到有车可乘的机会，是会卷起旗帜登上不管是什么的车的。

他们对我很爱护，都像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同住在一位外交部官员腾出的房间里，混睡在草床垫上。

他们差不多每人都带了小说，以外国小说为多——有人还带了《红楼梦》，内夹纸卡片，其上抄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段语录，说是为了在被人发难时作为盾牌。

每晚，他们都读书，我也有机会读他们暂时不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