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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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13页）

《怎么办》就是我在那时读完的。

“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

——这句话当时印在我头脑中了，第三百九十八页，绝不会错；如果是我读过的那一版本的话。

我的“代表之行”

对我家意义重大——因为父亲住在大山里，母亲再也不提全家去不去四川的事了。

然而哈尔滨的“文革”

之乱，已经不再是最初那种全社会性的骚乱了。

各个单位，都发生着“内向型”

的更尖锐的冲突了——所为皆因一个“权”

字。

从前的掌权者或“彻底”

被打倒了，或“靠边站”

了。

权力的“真空化”

，使每一派造反组织都生取代之心。

有时，一个单位的权力在一个月里会更变两次——从街道小厂到市里、省里的厅局级部门，每每因内部的夺权斗争而剑拔弩张。

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不是完全停止了生产——不管哪一派掌权，即使仅仅半个月，就必须下达生产指令，那是显示自己有能力掌权的起码的证明。

何况，还有“抓革命、促生产”

这一“最高指示”

约束着。

春节后，我和班里的几名男同学到拖拉机制造厂“学工”

一个月。

“学工”

也是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都心存幻想，希望自己样样照做，毕业时能有份好鉴定入档案。

一千几百人的拖拉机厂中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誓不两立，一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两次夺权与反夺权。

直到我们离开，谁都没搞清楚两派究竟为什么势不两立。

但厂里的许多老工人给我们留下了可敬的印象——有时两派的骨干分子都快在办公楼里武斗起来了，他们却还能心沉气定地在车间里，在车床边目不旁顾地工作着。

新生入学了，有些老师被取消了教学资格，老师不够了。

我毛遂自荐，当起了一个新生班的代理班主任。

数学好说，公式不染政治。

没有语文课本，我给新生上“毛主席诗词欣赏课”

。

那一时期我住在曾为老师们建的图书阅览室，兼做更夫，防止哪一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将书搬走，卖了，用钱买写大字报的纸和墨水——那时有一条针对红卫兵的纪律，不清楚是哪方面颁布的——明确指出，凡属各级公共图书馆的书籍，只许封存，不许瓜分，否则按盗窃论处。

之前烧掉的，自然不加追究了。

这使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部分书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我度过了一个许多夜晚有书可读、枕书而眠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