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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18页）

年画的选择折射一个家庭朴素的审美取向。

当年春节贴上，直到来年春节才换新的。

既然无处可买了，而墙上总以贴着什么有色彩的“东西”

为好，于是毛主席像和语录代替了年画的审美作用。

在小镇的小饭馆、小旅店里，包括叫作“大车店”

的最便宜的旅店里，主席像和语录也是不能少的。

为了省钱省事，每每用镂板和彩漆喷在墙上，那就多年不必换了。

党政机关单位办公室及其所属的会议室、礼堂，纵使并无要求也会自觉那样，不那样肯定是个事。

但对于很下层的一切公共场所以及家庭，从无硬性要求。

既无硬性要求，何以那样？

一由于从众心理，二由于审美意识。

从众心理与审美意识混淆在一起；有些人是从众心理为主，有些人是审美意识为主。

在某些农村，春节期间的集市上仍能买到剪纸——剪纸的内容也与时俱进，体现出“文革”

的文化主题。

而无论剪这一类剪纸的人还是买这一类剪纸的人，内心活动大抵与“忠”

“不忠”

无关，是缘于对美的创作和欣赏来剪或买的。

但祈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爱情牢固、家庭幸福一类的剪纸或对联，在农村，在1968年，也还是允许出现的。

“无处不在”

不等于无孔不入地全面占领。

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既自谓“军垦战士”

，对我们的宿舍内务起初便有军营般的要求——除了被裤的叠放方法必须整齐划一外，“红宝书”

也得清一色地摆在明面。

但这要求只严格了一个时期，因为我们的宿舍非砖瓦化的营房，住得也比正规军的战士们拥挤，整齐划一根本做不到。

这乃因为，相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从前文艺在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比例也很有限，没有那种从丰富到匮乏的强烈反差。

何况，语录歌、诗词歌、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此起彼落，时常可闻——这使他们的实际感觉是接受得太多了，而不是少；尽管是被动地接受。

但对于青年而言，对于即使只有初中文化的青年而言，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十分单调的文艺形态是不能满足精神需要的，对多样化的文艺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几近如饥似渴。

而比之于城市，“广阔天地”

更加使人内心寂寞。

当年我们二十几名首批连队知青，为了抵御形同包围的大寂寞，宁肯干了一白天活，晚上再到地里去加班，直至天明。

深层原因并非积极的劳动表现，而是内心没着没落、不堪寂寞。

自然也有从众心理在作祟，别人去了，自己不去，怕显得劳动表现不如人。

但主要是为了抵御寂寞，正值麦收季节，看地里的收割机往复穿梭，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