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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9页）

像王鸣岐那样的“老”

老师，学生们因为普遍具有传统的敬老意识，而不用大字报骚扰她；像隋老师那样的弱不禁风似的老师，学生们又因其弱，还因他们夫妻身上已有政治包袱了，亦不忍再加伤害——足见我们那一所中学的学生，当年的造反精神普遍是多么的有限。

回顾且思，我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越是重点的中学，闹腾得越凶。

因为那样的中学里，学生的家庭成分较复杂，高级知识分子与干部子女占比例较大，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一向是“紧跟没错”

的教诲；他们自己对政治也有多种多样的诉求，如学生时期被栽培，毕业后受重用，而立之年被委以重任，于是跻身于或起码是贴近了上层社会。

新中国没有所谓“上流社会”

，但有上层社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核心价值观是“官本位”

，权力至上。

并且，他们晓得，特别是那些是知识分子儿女的学生晓得，自己在“文革”

这场必然导致官场重新洗牌的大事件中表现怎样，也关乎父母与新权力阶层的关系怎样。

如父母已然失宠，他们要表现得更积极；如父母尤其受宠了，他们的表现要比更积极还积极。

总之，因他们的父母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表现普遍也异于普通劳动者的儿女。

重点中学干部的儿女，心理也都差不多这样。

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的儿女，很暴力的事是干不来的，振振有词的歪批能力却是有的，于是大展“才华”

。

干部的儿女缺少那种才华，于是积极表现转向暴力方面。

总而言之，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们的“文革”

表现，从心理学层面看，是一种“个人迷信的追随狂热+自我证明的唯恐落后+学生式政治资本投机”

的芜杂且不单纯的现象。

不是说所有重点中学的学生都如此不可爱，但凡是当年有恶劣表现的学生，其心理肯定如上所述。

至于比重点还重点的红色贵族中学，即主要招收“红二代”

子女的中学，情况又不相同。

在那样的中学，普遍表现的动机反而相对单纯，投机成分稀少。

已经是“红二代”

了，投机变得多余。

个人迷信形成的个人崇拜是绝对的积极动机，而自我证明是那种动机的主要表现。

如果父母一开始就被划到“黑线”

上了，那么他们的命运很可能会像父母一样悲惨。

因为，他们的同学斗他们的父母有多狠，对他们也会有多无情。

他们从小接受的尽是“革命是暴烈的行动”

“你死我活是阶级斗争的真谛和铁律”

那一套言传身教。

一名往日的同学如果已经是“黑帮”

的儿女了，那么就不再是同学了。

他们这样重新组合同学关系，像他们的父母重新组合官场关系一样，是天经地义，完全符合革命原则的。

也不是说都那样，大抵如此。

而他们中某些“黑帮”

子女，当年也曾互相保护，抱团取暖，在异常的岁月加深了友爱；也是当年人性温度尚存的现象，应记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