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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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15页）

风衣掉在地上，由他的秘书捡起。

“四人帮”

太善于利用宣传工具愚弄群众、运动群众了。

以为他们总是成功的，却不了解那成功只不过是表象，其实群众也学会了愚弄他们。

他们被愚弄而不自知，与群众的“隔隔不入”

已到可悲程度。

那天晚上他肯定大出所料，如梦乍醒。

宣传绝不是万能的。

平时表态往往是不可全信的。

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写到过徐景贤当年因别人讲其爱听鬼故事又怕鬼，认为损害自己形象，密令逮捕对方，判“坏分子”

罪名，发配农场劳改。

徐景贤出狱后，看了我的文章，致信于我，声明绝无其事。

我认为作为当事人，他的声明肯定更是事实，在当年的《小说林》公开复信，道歉。

他又致我一信，表示满意。

我和他还互留过家中电话，某一时期，年节互相问候，每每是他先给我打电话。

问候之后，常聊几句家事。

我认为，他服过刑了，出狱了，恢复了公民身份，我当以常人待之。

他还赠我一本他写的报告文学，很薄，不足一百页，追忆他当年认识的一位成为了烈士的上海学生运动领袖。

那么，1949年以前，他也是一名“进步学生”

。

政治当然是要讲站队的，但——若将政治搞到“文革”

那么复杂、诡异、险恶，一直不曾会错了意、站错了队，太不容易了！

粉碎“四人帮”

十年后，我在友人家与他同时看电视，电视中重播当年天安门广场万民欢庆的纪实片，友人忽指着电视说：“快看那个女人，我太了解她了！”

我问：“她有什么故事？”

答曰：“她总那样！

镇压‘四五运动’之后，单位组织人到广场欢庆，别人都找借口不去，顶数她积极，跳得兴高采烈。

欢庆粉碎‘四人帮’，她又跳得那么兴高采烈！

她怎么总能兴高采烈呢？怎么做到的啊！”

良久，友人幽幽地又说：“也许她太爱跳舞了？”

我仍无话可答，暗想——倘一个国家那样的“太爱跳舞”

的人甚多，国家太可悲了。

又想，倘一个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中“太爱跳舞”

的人甚多，这个国家的文艺也太可悲了——十年“文革”

还不能证明此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