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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1页）

第五章1977年至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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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毕业到北影厂

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间是1977年7月中旬。

5月，上海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较大规模的座谈会，二百余人，会期两天半。

复旦大学创作专业分得一个名额——学校给了中文系，中文系给了创作专业，老师们决定由我代表专业参加。

按以往情况，纪念周年“逢五小庆，逢十大庆”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3年，非“五”

非“十”

，相当隆重地举行分十几个座谈会场的座谈会，且要开上两天半，不同寻常。

过后，一种看法是，向社会释放信息——今后之中国，仍将高举“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旗帜；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广而告之——中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一切将与从前不同，不同将首先自文艺界始。

确实，粉碎“四人帮”

才半年多，那次会开得令人费思量。

我一向头脑简单，之前和过后都不思量，只当是一次文艺盛会，觉得荣幸。

我所在的一组，成员皆为我所敬仰的文艺前辈——巴金、黄佐临、施存蜇、师陀、吴强、茹志鹃、黄宗英等十二三人。

有些人的名字，我此前根本没听说过，也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施存蜇、师陀。

我们那一组发言不踊跃，气氛沉闷，显然都心有思量，也有顾虑，使轮番主持讨论会的茹志鹃老师和黄宗英老师很犯难——她们二人都是从“生活基地”

赶回上海的，除了谈深入生活的体会，话也不多。

据说，某些“文革”

中“写作班子”

的成员也在别的组里。

我作为讨论会的小组记录员很为难，每次几乎只交白纸——当时，不少文艺界人士还在劳改或在狱中呢——赵丹便是。

一天上午的大会发言，主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仍是中国文艺工作永不偏离方向的灯塔，多为表态性质。

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在发言中提到了茹志鹃老师的《百合花》，认为——像那样“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重的作品，一旦出现，仍须批判，防微杜渐”

云云。

《百合花》是我喜欢的短篇，“文革”

前曾收录在我们哈尔滨的中学语文课本中，记得我的语文老师庞颖讲那一篇课文时声情并茂，投入得很。

而我们读时，也都不禁轻声细语，沉浸其中。

于是我作了唯一的一次发言，颇为激动，主要内容是——文学作品当然是有情调的。

文学作品的情调，以美或不美为界限之一。

美的，就是健康的，好的。

请问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的情调？谁能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谁都难下结论，又凭什么认为这一篇文学作品的情调是无产阶级的，而那一篇文学作品的情调是小资产阶级的？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小说中，保尔的革命引路人丽达就曾严肃地批评过他——不要以为革命者就只是骑着战马，挥舞战刀，高喊“冲啊！”

“乌拉！”

的人。

文学是人学，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千差万别，文学作品的情调当然也不能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