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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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2页）

《红灯记》《杜鹃山》《海港》《龙江颂》里的党支部书记都是丈夫在外的女人，这正常吗？……

没人打断我的话，皆肃默听之。

当时茹志鹃老师因开小组长会议不在场。

黄宗英老师说：“同学，你自己不要将自己的发言写在记录中了吧？”

我说：“我正要那样！”

吃午饭时，茹志鹃老师出现了，已有人将我的发言“传达”

给她了。

她悄悄对我说：“听我的话，就不要自己往记录里写了，啊！”

我表示服从。

黄佐临插了一句话：“他还真像我小女儿说的那样。”

茹志鹃老师奇怪地问：“你小女儿怎么会认识他呢？”

我说：“她是‘杂技学馆’的辅导员老师，我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过一年。”

实际上，我与黄佐临的小女儿已是朋友，但直到那时，我还没主动与黄佐临说过一句话，却替他盛过汤了。

会议结束时，茹志鹃和黄宗英都主动给我留下了她们家中的电话号码，说如果我留上海了，欢迎我常到她们二位家中做客。

6月，我受中文系同学委托，约请她们到系里开展一次讲座——茹志鹃老师在乡下，黄宗英老师爽快答应。

她的讲座很受同学欢迎，外系的同学也到场不少，二百多个座位的最大教室挤入了三百多名学生，两旁过道水泄不通，门外也站了几十名同学。

她娓娓道来，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两个多小时内无离去者——在我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经历中，那是第一次听到与“三突出”

创作原则迥然不同的创作经验。

所谓“三突出”

创作原则，即在各种矛盾中必须突出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群体中突出一号英雄人物。

客观而论，这也不失为一种创作经验，《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体现了这一经验，尽管其中“英雄”

并非“无产阶级英雄”

。

再论起来，虽属经验，专利也不能归样板戏；古已存之，洋亦用之。

奉为金科玉律，遂成教条。

刻意为之，于是矫情——《海港》是十分矫情的；《龙江颂》也是十分矫情的——码头上一名青年搬运工不安心工作，想要更好的人生，党支部书记与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有什么阶级斗争可言呢？上升到海港码头，连着世界革命的高度，就真能使韩小强从此热爱起工作来了吗？——闹水灾了，一部分村民不乐意决堤淹了自己的家园，有情绪，这不是挺正常吗？也非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还要揪出一个老地主示众，都以这等经验作为“样板”

，中国的文艺还有看头吗？就说样板戏中最具经典性的《沙家浜》吧，郭建光是一号人物，还是阿庆嫂是一号人物？若阿庆嫂是，那么武装斗争是主线，还是地下斗争是主线？“文革”

中不是批杨子荣是个人英雄主义典型吗？怎么改成了“样板戏”

，个人英雄主义典型就成了最“三突出”

的“样板”

了呢？岂不是此一时彼一时，怎么说怎么有理吗？——如上不以为然，早已在同学之间私议纷纷了。

聆听非“三突出”

的、纯粹个人的而非神圣统一的创作经验，起码是同学们不反感的。

7月，我毕业，分配的单位是文化部。

出北京站，面对车水马龙，晕头转向。

好在兜里有一名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家的地址，投奔之，是夜宿其家。

第二天去文化部报到，一位接待我的中年女同志很惊讶——因为9月初才是正式报到日，之前仍可享受学生暑假。

她劝我还是先回哈尔滨探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