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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8页）

他们的眼已很少关注国家的政治之事，心里也不装那些，装不下了。

连市里省里的政治之事也不太关注的，听说了也就是听说了，左耳进右耳出，波澜不惊。

要求他们参与，便随帮唱影地参与一下，意思意思。

若并不强迫，便乐得置身度外。

何况，北京那么远那么高层的政治之事，他们也看不明。

谁非跟他们讲，他们特烦的，如农夫农妇烦秀才对他们宣讲“四书五经”

。

这种政治冷感，是参与热忱被耗尽了的征兆。

他们曾积极地参与过不少运动了，最消耗他们政治热忱的是“文革”

。

八年了，民间说法是“跟抗战一样长的年头”

，他们腻歪透了，疲沓了。

又何况，懂事的长子长女大抵下乡了，家中只剩半成熟不成熟的小儿女，平时没谁与他们聊国家大事了。

整个城市，尤其是底层居民区，白天已难得见到成熟男女青年的身影。

冷感归冷感，他们对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是拥护的，男人们也知道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十分不易。

他们习惯于眼见的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到处无政府的状态不是他们乐见的社会。

他们“认死理”

，认为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学生上学、干部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正道。

在天天按时上班、下班与整日不务正业地东造一通反、西造一通反两者之间，他们宁愿回归前一种状态，那使他们觉得更是自己。

造反之事，偶一为之可以，长期不行。

不但自己觉得不行，别人那样也不行，看着来气。

我重新了解他们仅用了一天时间。

我是知青时，每次探家，照例挨家挨户探望是邻居和街坊们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此次我将去上大学了，更是必须的。

我也不谈政治，只聊家常。

有收音机的人家仍没多几户，我问早就开始攒钱打算买的叔叔为什么还没买？

答曰：现在收音机里广播那些内容，都听了八年了，暂时不买也罢。

以后什么时候买，看情况再说……

在从哈尔滨至北京的列车上，秩序井然。

因是长途，无座者寥寥，站立者皆为搭长途的短途乘客。

有座的乘客见谁站久了，便起身让让座，自己也活动一下身子——这种情况，使我不禁觉得“文革”

仿佛从没发生过似的。

列车广播室在播放《红灯记》选段，一位抱小孩的母亲叫住列车员，问可不可以声音小点儿——她的孩子困了，在广播声中难以入睡。

有人提议：干脆关了算啦！

列车员做不了主，请来了列车长。

列车长向大家解释：明明是广播时间，停止广播是不可以的，怕别的车厢的乘客有意见。

谁都看得出来，他怕犯错误——万一有人质问：广播时间正广播着样板戏，为什么忽然停了？对样板戏什么态度？